“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1938年11月，诗人何其芳在延安记录下了知识分子如潮水般涌来的“特殊的文化移动现象”。这壮观的一幕，是中国共产党重视人才的生动篇章。
　　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军事战略的展开，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和部队逐渐扩大，为解决干部缺乏问题，中国共产党大力开展吸收知识分子入党、参军及加入干部队伍工作。
　　1939年6月，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和培养新干部问题的训令》，指出：吸收新的革命知识分子参加军队工作，已成为目前干部工作上的一项重要任务。
　　1939年12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著名的《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这一专门论述知识分子问题的党内正式文件指出：“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的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
　　决定下发后，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开始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工作，掀起一场知识分子“抢夺战”。党中央制定“来则欢迎，去则欢送，再来再欢迎”的“来去自由”政策，有力打消了知识分子疑虑。
　　中国共产党对远道而来的知识分子，采取团结尊重的态度，政治上一视同仁，工作上放手使用，生活上关心照顾。1936年10月，丁玲到达延安的当晚，中共中央专门为她举行欢迎晚会。1938年初，冀西根据地的9个县长，全是知识分子。陕甘宁边区政府几乎“倾其所有”，拿出了财政总额的三分之二用于保障知识分子生活。这些措施极大地鼓舞了知识分子的革命热情。
　　在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和知识分子政策的巨大感召力下，“天下英雄豪杰云集延安”。据统计，1938年—1939年，约有6万名学者、艺术家和知识青年冒着生命危险冲破日伪反动派的重重障碍投奔延安。除了延安，晋察冀根据地因为靠近京津，吸引了两地许多高校以及东北的流亡学生前往投奔，一时以人才荟萃而著称。苏沪等地的青年学生则大量奔赴江南新四军的驻地。
　　“革命的知识青年成批地投入军队”，成为部队发展“一个划时代的事件”，极大地改善了干部队伍素质结构。在一二九师，工作人员中，老干部占17.2%，新干部占82.74%；在政治人员中，老干部占44.4%，新干部占55.1%。山东纵队各支队的干部，新干部在五支队占85%，四支队占67%，八支队占73%。这些新干部中，绝大多数是学生和知识分子。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为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坚实的人才支撑。（中国组织人事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