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空军之父”刘亚楼
刘亚楼,1910年出生于福建省武平县,参加了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斗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他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任空军司令员,指挥了抗美援朝空战,创造了20世纪战争史上的奇迹,被称为“中国空军之父”。
1955年,刘亚楼被授予空军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第一至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
开国上将刘亚楼在革命斗争中为党和人民建立了卓越的功勋,为创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和加强人民军队革命化、战斗化的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
战斗英雄
20多岁的刘亚楼,已是一名身经百战的“老将”,先后参加了5次反“围剿”和长征。在第一次“大围剿”中,刘亚楼所在的部队在龙冈活捉国民党中路右纵前线总指挥张辉瓒,毛泽东的诗句“天兵怒气冲霄汉”“前头捉了张辉瓒”就赞誉了刘亚楼杰出的军事才能。红军长征时,刘亚楼参加了大小70余场战斗,在血战湘江、强渡乌江、智取遵义、飞夺泸定桥、开辟雪山草地通道、攻占腊子口等战斗中屡立奇功。
为了提高军事才能,29岁的刘亚楼受命离开延安到苏联素有“红军大脑”之誉的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他与刘伯承、左权等并称该校毕业的名将。刘亚楼在苏联参加了卫国战争,并被授予少校军衔。1945年,刘亚楼随苏联红军进入东北。在平津战役中,刘亚楼任天津前线指挥部总指挥,指挥第四野战军22个师用29小时解放天津,为和平解放北平创造了有利条件。
空军之父
1949年10月1日,在新中国开国大典的阅兵式上,解放军战机编队从天安门广场上空呼啸而过,外国记者惊呼:“中共一夜之间有了自己的空军”。而在这振奋人心的时刻背后,却是仅有的飞机凑不够空中梯队,周恩来总理提议让飞机循环飞行,两次接受检阅。
在百废待兴的新中国,让阅兵飞机飞两遍是不得已的办法。从那时起,中央军委决定要加快建立人民空军,1949年10月25日,毛泽东亲自指定时任第四野战军第14兵团司令员的刘亚楼担任空军司令员,陆军出身的刘亚楼临危受命,挑起了组建空军的重担。
中共中央军委领导提出组建自己空军的时候,有人曾嘲讽过:“中国共产党一穷二白,要想建设空军,无异比登天还难。”确实,当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不仅没有一支像样的空军部队,也没有航校、飞机制造厂,就连修理飞机的工厂都没有。
1949年11月11日,中央军委正式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成立。在之后的1个多月内,刘亚楼就组建起6所航校,创造了世界奇迹。刘亚楼非常重视航校的建设,从校址选定、营房修建、干部配备、教员培养、学员调选、教材大纲、器材装备、伙食标准,他都具体过问和指导。航校建立之后,刘亚楼又迅速组建了空军机关和作战部队,并注重从严治军,培养空军部队的优良作风。
经过艰难创业和奋力开拓,仅用1年多时间,人民空军脱颖而出,迅速成长。1950年,年轻的人民空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取得了“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辉煌战果。1958年,空军入闽作战,配合炮击金门,夺取福建和粤东的制空权,空军首战三比零旗开得胜。1959年,在世界防空史上首次用地空导弹击落敌机RB-57D飞机,之后又连续击落4架国民党美制U-2高空侦察机。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国产先进战机的阵容不断强大,空中梯队战鹰列列。
廉政将军
刘亚楼崇尚节俭,建设空军所需费用中央虽然有求必应,但他强调,要把每一个铜板都用在刀刃上,不能滥用中央的信任。他个人在吃穿住行上,除非外事活动和重要庆典,从来都不讲究。
1952年2月14日,毛泽东到空军司令部调研,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举手敬礼时,露出了军服袖口缝补的痕迹,毛泽东看见了,就关切地说:“亚楼哇,我批准你做两套新衣服吧。”刘亚楼连声谢绝,说这套衣服换个领子,袖口重补一下,还能再穿半年。
这事传开后,空军政治部主任王辉球专门找来空军直属政治部主任徐有彬,商量道:“刘司令也太节俭了,听说他家负担重,我们有干部福利费,可以救济救济他。”救济一个司令员,这可是前所未闻之事。徐有彬表示同意,并一同“策划”了救济之事。这番“密谋”不知怎么传到了刘亚楼耳中,他找来王辉球质问。王辉球从此再不敢提“救济司令员”之事了。
国家困难时期,纸张缺乏,连印小学课本都没有好纸。刘亚楼在杭州主持编写空军条令、教材时,管理部门表示通过正常渠道能弄到好纸,保证编写人员的需要,但刘亚楼仍提出一项严格要求:除最后定稿本外,一律使用“更生纸”,谁也不例外。
刘亚楼眼睛不太好,每天要亲自审查几万字的稿子,而且要逐字逐句地推敲修改,质地粗糙且发黄的“更生纸”看起来异常吃力。编审组秘书长姚克于心不忍,就交代有关人员,给刘亚楼司令员送的审校本都要用好纸印。刘亚楼发现后一点也不领情,马上在稿本上批注:“为什么我就应该特殊?让我带头破坏我的规定,这不是关心我,是陷害我!”为此,他专门召开编写组长会议,郑重宣布:“凡用好纸单独给我印的稿子,我一不看,二要批评。”
工作人员生怕看坏司令员的眼睛,明知要挨批,还是从管理局要了些普通但比“更生纸”好些、白些的稿纸放在他的办公桌上,供他使用。刘亚楼非常敏感,一眼就看出了问题,严肃地说:“如果因为我是司令员就可以随便使用好纸,那就等于自动撤销了我的命令。一个领导者要想下面坚决贯彻他的命令,就必须以身作则。”
按刘亚楼行政四级的待遇,他完全有资格配一辆“大红旗”,这是当时国内出产的档次最高的轿车。在普通群众眼里,“大红旗”就是国家重要领导人的象征。1959年,刘亚楼被任命为国防部副部长后,国防部准备给他换辆“大红旗”。刘亚楼没要,说:“现有的吉姆车已经很好啦,没必要再换,老想着待遇,这可不是党的好作风!”
刘亚楼明确反对那种“房子越住越气派,汽车越坐越高级,家具越用越时髦”的庸俗享受,反感那些追求特权享受、损公肥私之人。他率先垂范,年轻的人民空军养成了勤俭建军的好作风,得到毛泽东和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陈云的多次表扬。
1965年5月7日,刘亚楼在上海病逝,年仅55岁。中央军委送给他的挽联上写着16个大字:“国失干城,三军挥泪,功在社稷,百世流芳”。
时至今日,刘亚楼身上那种大公无私、严于律己、清正廉洁的优秀品质仍然深深地影响着我们,值得我们学习。
(武平县纪委监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