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庚家庭：爱国是一个永恒的主题
今年端午，厦门集美学村里的龙舟号子此起彼伏，灵动细长的龙舟，黝黑健壮的划手，钟灵毓秀的龙舟池，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会让我想起伯公陈嘉庚。
最后一次见到伯公是在1959年的冬天。那时快过年了，我像往常一样在周六下午陪着父亲去向伯公汇报工作。伯公对我爱护有加，跟父亲讲完正事后，他给了我两个芦柑吃，还慈爱地摸了摸我的头说：要好好读书，以后成为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没想到这一面竟成了永别。次年伯公病重赴京治疗，1961年在京病逝，终年87岁。
成为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伯公一直这样说，也一直这样做。爱国，是贯穿他一生的主基调。
诚信果毅，兴办实业
1874年10月，伯公在厦门市同安县集美社（今属厦门市集美区）出生。那时厦门作为“五口通商”的一个口岸，殖民者横行霸道，恶行数不胜数。伯公“深感弱国之痛苦”，渴望自己能够为“救亡图存、强国兴邦”“尽匹夫之责”。
17岁那年，伯公奉曾祖父之命前往新加坡经商。经历了曾祖父实业由鼎盛到衰败的历程后，30岁的伯公开始独立创业，在新加坡郊外用茅草木料盖起厂房，购置旧机器，生产黄梨（菠萝）罐头。
当时黄梨罐头市场竞争激烈，但整个行业却都不注意成本核算。在别人一个季度核算一次的情况下，伯公却规定公司当日购进的黄梨必须当日制完，当夜即结算盈亏，以此作为次日采购议价的标准，生产中也尽量减少损耗。如此悉心经营数月，公司收入大增。
曾祖父生意失败时欠下一笔数额不小的债务，按照新加坡当时的法律，伯公并无偿还责任。但伯公待经济状况稍一好转便毅然把自己一半的财产用来替父亲还债，这一义举迅速传遍东南亚，他因此在华人中树立了威信。
伯公善于学习，善于经营，更善于捕捉发展机遇，他看到了庞大的橡胶业前景，决定将业务拓展到橡胶业上。经过20多年的艰苦奋斗，伯公奇迹般地成为东南亚工商业巨子，鼎盛时期雇佣职工多达3万人，被誉为“橡胶大王”。
生逢国难深重的年代，伯公兴办实业赚钱后并没有贪图享乐，而是极尽节约，时刻想着报效桑梓、富强祖国。他以铜钟做商标，希望所有看到“钟”标的海内外华人，不要忘记祖国和民族的苦难，警钟长鸣。
“战士以干戈卫国，商人以国货救国。为本公司谋一分利益，即为国家多培养一个人才。”这是伯公写在《陈嘉庚公司分行章程》眉头警语中的一句话，他在序言中解释道，“本公司及制造厂，虽名为陈嘉庚公司，而占股最多则为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校两校，约其数量有十分之八”，号召职工“奋勉所事，精勤厥职，直接兴教育实业，间接福吾群吾国”，这展现了伯公发展实业、兴办教育、振兴中华的报国路径。
倾资兴学，百折不挠
伯公对祖国的贫穷落后有着切肤之痛，处处都想尽国民一分子之天职，以报效祖国。
辛亥革命后，伯公备受鼓舞，决定回国兴办学校。他创建了包括幼稚园、小学、中学、女子师范、幼稚师范、水产、商科、农林部、国学部等在内，拥有完整教育体系的集美学校。
20世纪30年代的集美学校，被誉为“闽南教育之中心”“东南文化之中枢”。伯公于1921年创办的厦门大学，则是当时全国院系最齐全的五所大学之一，被誉为“南方之强”。
伯公捐资助学并非简单做慈善，而是把所有心思都扑在了教育上。为了招收更多学生，他规定：“中学生只交膳费，学宿费均免。”甚至师范生和水产航海的学生“学膳宿费用全免”，如此优待学生，反映了伯公以教育救国的初心。
长期独力承担沉重的校费，伯公经济压力一直很大。特别是在1929年，伯公的企业受到世界经济危机影响，收益持续下滑，累计负债达400万元。当时有人劝他停止捐助校费，伯公回答：“余不忍放弃义务”，表达了“毅力维持”两校的决心。
1931年，伯公为了筹措校费，甚至卖掉了原本为孩子在新加坡购置的三栋别墅，这便是“出卖大厦、维持厦大”的典故。
据不完全统计，伯公一生在国内外创办和资助的学校多达118所，办学时间之长、创办及资助学校之多、捐资之巨、成绩之著，影响极为深远。
在他爱国兴学精神的带动下，华人、华侨热心兴学、兴办公益蔚然成风，现在各地由华人华侨出资兴办的学校比比皆是。
领导华侨，抗日救亡
1928年济南惨案发生后，伯公领导华侨社会为山东灾民募集赈济款117.4万元，并带领广大侨胞抵制日货，实行经济绝交。这是南洋侨胞第一次团结起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也是伯公作为“华侨旗帜”的最早表现之一。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在此国家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伯公挺身而出，担负起了组建筹赈总机关的重责。
1938年10月10日，代表当时南洋800万侨胞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在新加坡成立，伯公被推举为南侨总会主席。南侨总会名义上是“筹赈祖国难民”，实则以财力、物力、人力支援祖国抗战。
伯公之所以成为华侨领袖，最初显然和他拥有巨额财富、诚信商业信誉及倾资兴学有关系。但随着他离开商界、财富丧失，他的政治威望反而更加提高，反映出他献身国事的精神和强有力的领导才能。
在伯公精心筹划组织下，南侨总会3年多便为祖国筹得合4亿余元国币的款项。此外，他组织各地筹赈会为前方将士捐献寒衣、药品、卡车等物资，并在新加坡和重庆投资设立制药厂，直接为前线供应药品。
1939年，伯公还应国民政府之请，代为招募3200余位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在新开辟的滇缅公路上抢运祖国抗战急需的战略物资。
抗战期间，伯公不仅领导“南侨总会”从经济层面上对祖国抗战作出了巨大贡献，在政治上更是给予祖国抗战有力的支持。
1938年武汉失守以后，身为国民党副总裁的汪精卫发表与日本和平妥协的卖国言论。伯公闻讯之后，发表一系列函电及讲话，揭露汪精卫卖国求荣的可耻野心。1938年10月28日，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开会时，伯公从新加坡发回“电报提案”，获得会议通过，这个提案被称为“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
关于“电报提案”内容存在多个文本，伯公后来为福建新闻社手书的版本为：“在敌寇未退出国土以前公务人员任何人谈和平条件者当以汉奸国贼论。”
公忠爱国，明辨是非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伯公发起组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简称慰劳团），鼓舞祖国同胞抗战志气，激励侨胞多献义捐、多寄家费。
1940年3月，伯公不顾年迈和疾病初愈的身体，亲自率领慰劳团回到烽火连天的祖国。
国民党当局把伯公当作大财神，动员了有关的党政军大员欢迎并接待，光在重庆一地就准备了8万元经费。伯公对这样的奢侈应酬极为反感，认为国民党军政高官“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对此大失所望。
伯公最关心的仍是抗战的最后胜利，他很担心国共摩擦，亲者痛、仇者快，因此不顾国民党当局多方阻挠，毅然前往延安。
到延安后，伯公拜访了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等中共领导人，和他们进行了深入交谈，出席延安各界的欢迎会、茶话会，参观了延安女子大学、抗日军政大学、铁工厂、印刷厂。
伯公发现中共领导人对他的态度和国民党当局有很大不同。同是欢迎，中共领导人朴素而诚恳，而国民党当局却是奢侈而虚伪。他对延安最好的印象有这几个方面：没有苛捐杂税、领导人廉洁、没有乞丐和失业的人、领导与群众平等相处、治安好、男女关系严肃、朴素成风，与在重庆时所闻反差极大。延安之行让伯公“喜慰莫可言喻，如拨云雾见青天”。
“中国的希望在延安！”回到南洋后，伯公不畏国民党当局的迫害，如实向侨胞报告他在国内考察的见闻和观感，使广大侨胞了解国民党统治区的黑暗，也看到解放区的光明，把华侨的爱国运动推进了一大步。毛泽东主席后来高度评价他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当局悍然发动全面内战。伯公以“南侨总会”的主席名义，致电美国总统杜鲁门，谴责美国政府助长中国内战，要求美国政府“撤回驻华海陆空军及一切武器，不再援助蒋政府”。该电经路透社、合众社公布，接着由新加坡《民主》周刊发表后，在国内外引起巨大的震动。
从1946年至1949年，伯公还在他所创办的《南侨日报》连续发表文章，揭露蒋介石独裁专政的罪行，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
克己奉公，勤俭传家
1949年，伯公应毛泽东主席的邀约到北京参加新政协会议和开国大典，第二年就回到祖国定居。
那时人民政府给伯公每个月的工资是500多元，伯公规定自己的伙食费为每月15元，节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用于办学。他的衣服除两三套较好的外出当礼服外，其他都是用了多年，处处补丁。
有一回，伯公拿了一件破旧的衬衫给我父亲。几天后，见父亲没有穿上那件衬衫，他就问：“那件衬衫是不是不能穿呢？”父亲立马回答：“不，是近期母亲身体不适还没及时缝补。”几天后，父亲穿上那件衬衫，伯公见了便说：“这样很好嘛，还可以穿几次，青年人要俭朴些。”
伯公曾说过：“父之爱子，实出天性，人谁不爱其子，唯别有道德之爱，非多遗金钱方谓之爱，且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是乃害之，非爱之也。”
正是因为秉承着这样的理念，他对子女的要求甚为严格。堂伯父陈国庆15岁时，他的母亲给他买了一条领带。伯公看见后，斥为浪费之举，不允许儿子佩戴。直到堂伯父后来工作赚了钱，才第一次戴上了领带。伯公正是通过这种严格的教育来磨炼子女的品格。
伯公爱国、创业、兴学，他波澜壮阔、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集中体现了以“忠公、诚毅、勤俭、创新”为核心的伟大人格和崇高品质，被称为“嘉庚精神”。这种精神超越时空，在我们家族代代相传。
伯公回国定居后亲自主持集美学村和厦门大学的修复和扩建，需要大量办学经费，于是便经常寄越洋信件给留在新加坡的后代筹款。堂哥陈立人（陈嘉庚长孙）回忆说：“那时我还小，看到父亲、姑姑、姑丈们常常在客厅里商量，如何帮祖父筹集款项建设厦大的校舍。”
堂姑丈李光前（陈嘉庚女婿）也深受伯公影响，一生热衷公益事业。1952年，堂姑丈就用他的大半财产设立了“李氏基金会”，积极捐助文教及社会公益事业。1956年，他在家乡南安创办了闽南又一著名学村——梅山学村。在他逝世后，基金会依然遵照他“取诸社会，用诸社会”的意愿支持各项科技文教活动，近半个世纪用在社会公益慈善的捐款，超过三亿新加坡币。
而改革开放初期堂伯父陈共存（陈敬贤之子）就召集20多位侨亲、校友，回乡创办集美制衣厂（后改星集有限公司），成为厦门郊区第一家外资企业，为家乡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堂伯父说，伯公（陈嘉庚）对他影响很大，曾说“侄儿共存颇有前途，希望日后能有所作为，继承家族传统，为社会、国家做一些贡献”。伯公对堂伯父有很大鼓励作用，引导他心系祖国、造福家乡。
作为伯公的后辈，我也始终记着伯公“老实做人，诚恳做事，光明磊落”的教诲，努力“成为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从厦门市郊区印刷厂的学徒做起，一直坚持兢兢业业工作，后来还被评为市劳动模范。
从兴学救国，到抗日救国，再到参加建设新中国，伯公把毕生的精力都奉献给了祖国的独立、统一和富强事业。作为后人，我们将一直追随伯公的脚步，践行“嘉庚精神”，为祖国繁荣昌盛贡献力量。
（来源：福建纪检监察口述人：陈忠信系陈嘉庚侄孙，集美学校退休干部整理人：陈季玉、李松荣、陈珊）
最后一次见到伯公是在1959年的冬天。那时快过年了，我像往常一样在周六下午陪着父亲去向伯公汇报工作。伯公对我爱护有加，跟父亲讲完正事后，他给了我两个芦柑吃，还慈爱地摸了摸我的头说：要好好读书，以后成为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没想到这一面竟成了永别。次年伯公病重赴京治疗，1961年在京病逝，终年87岁。
成为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伯公一直这样说，也一直这样做。爱国，是贯穿他一生的主基调。
诚信果毅，兴办实业
1874年10月，伯公在厦门市同安县集美社（今属厦门市集美区）出生。那时厦门作为“五口通商”的一个口岸，殖民者横行霸道，恶行数不胜数。伯公“深感弱国之痛苦”，渴望自己能够为“救亡图存、强国兴邦”“尽匹夫之责”。
17岁那年，伯公奉曾祖父之命前往新加坡经商。经历了曾祖父实业由鼎盛到衰败的历程后，30岁的伯公开始独立创业，在新加坡郊外用茅草木料盖起厂房，购置旧机器，生产黄梨（菠萝）罐头。
当时黄梨罐头市场竞争激烈，但整个行业却都不注意成本核算。在别人一个季度核算一次的情况下，伯公却规定公司当日购进的黄梨必须当日制完，当夜即结算盈亏，以此作为次日采购议价的标准，生产中也尽量减少损耗。如此悉心经营数月，公司收入大增。
曾祖父生意失败时欠下一笔数额不小的债务，按照新加坡当时的法律，伯公并无偿还责任。但伯公待经济状况稍一好转便毅然把自己一半的财产用来替父亲还债，这一义举迅速传遍东南亚，他因此在华人中树立了威信。
伯公善于学习，善于经营，更善于捕捉发展机遇，他看到了庞大的橡胶业前景，决定将业务拓展到橡胶业上。经过20多年的艰苦奋斗，伯公奇迹般地成为东南亚工商业巨子，鼎盛时期雇佣职工多达3万人，被誉为“橡胶大王”。
生逢国难深重的年代，伯公兴办实业赚钱后并没有贪图享乐，而是极尽节约，时刻想着报效桑梓、富强祖国。他以铜钟做商标，希望所有看到“钟”标的海内外华人，不要忘记祖国和民族的苦难，警钟长鸣。
“战士以干戈卫国，商人以国货救国。为本公司谋一分利益，即为国家多培养一个人才。”这是伯公写在《陈嘉庚公司分行章程》眉头警语中的一句话，他在序言中解释道，“本公司及制造厂，虽名为陈嘉庚公司，而占股最多则为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校两校，约其数量有十分之八”，号召职工“奋勉所事，精勤厥职，直接兴教育实业，间接福吾群吾国”，这展现了伯公发展实业、兴办教育、振兴中华的报国路径。
倾资兴学，百折不挠
伯公对祖国的贫穷落后有着切肤之痛，处处都想尽国民一分子之天职，以报效祖国。
辛亥革命后，伯公备受鼓舞，决定回国兴办学校。他创建了包括幼稚园、小学、中学、女子师范、幼稚师范、水产、商科、农林部、国学部等在内，拥有完整教育体系的集美学校。
20世纪30年代的集美学校，被誉为“闽南教育之中心”“东南文化之中枢”。伯公于1921年创办的厦门大学，则是当时全国院系最齐全的五所大学之一，被誉为“南方之强”。
伯公捐资助学并非简单做慈善，而是把所有心思都扑在了教育上。为了招收更多学生，他规定：“中学生只交膳费，学宿费均免。”甚至师范生和水产航海的学生“学膳宿费用全免”，如此优待学生，反映了伯公以教育救国的初心。
长期独力承担沉重的校费，伯公经济压力一直很大。特别是在1929年，伯公的企业受到世界经济危机影响，收益持续下滑，累计负债达400万元。当时有人劝他停止捐助校费，伯公回答：“余不忍放弃义务”，表达了“毅力维持”两校的决心。
1931年，伯公为了筹措校费，甚至卖掉了原本为孩子在新加坡购置的三栋别墅，这便是“出卖大厦、维持厦大”的典故。
据不完全统计，伯公一生在国内外创办和资助的学校多达118所，办学时间之长、创办及资助学校之多、捐资之巨、成绩之著，影响极为深远。
在他爱国兴学精神的带动下，华人、华侨热心兴学、兴办公益蔚然成风，现在各地由华人华侨出资兴办的学校比比皆是。
领导华侨，抗日救亡
1928年济南惨案发生后，伯公领导华侨社会为山东灾民募集赈济款117.4万元，并带领广大侨胞抵制日货，实行经济绝交。这是南洋侨胞第一次团结起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也是伯公作为“华侨旗帜”的最早表现之一。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在此国家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伯公挺身而出，担负起了组建筹赈总机关的重责。
1938年10月10日，代表当时南洋800万侨胞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在新加坡成立，伯公被推举为南侨总会主席。南侨总会名义上是“筹赈祖国难民”，实则以财力、物力、人力支援祖国抗战。
伯公之所以成为华侨领袖，最初显然和他拥有巨额财富、诚信商业信誉及倾资兴学有关系。但随着他离开商界、财富丧失，他的政治威望反而更加提高，反映出他献身国事的精神和强有力的领导才能。
在伯公精心筹划组织下，南侨总会3年多便为祖国筹得合4亿余元国币的款项。此外，他组织各地筹赈会为前方将士捐献寒衣、药品、卡车等物资，并在新加坡和重庆投资设立制药厂，直接为前线供应药品。
1939年，伯公还应国民政府之请，代为招募3200余位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在新开辟的滇缅公路上抢运祖国抗战急需的战略物资。
抗战期间，伯公不仅领导“南侨总会”从经济层面上对祖国抗战作出了巨大贡献，在政治上更是给予祖国抗战有力的支持。
1938年武汉失守以后，身为国民党副总裁的汪精卫发表与日本和平妥协的卖国言论。伯公闻讯之后，发表一系列函电及讲话，揭露汪精卫卖国求荣的可耻野心。1938年10月28日，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开会时，伯公从新加坡发回“电报提案”，获得会议通过，这个提案被称为“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
关于“电报提案”内容存在多个文本，伯公后来为福建新闻社手书的版本为：“在敌寇未退出国土以前公务人员任何人谈和平条件者当以汉奸国贼论。”
公忠爱国，明辨是非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伯公发起组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简称慰劳团），鼓舞祖国同胞抗战志气，激励侨胞多献义捐、多寄家费。
1940年3月，伯公不顾年迈和疾病初愈的身体，亲自率领慰劳团回到烽火连天的祖国。
国民党当局把伯公当作大财神，动员了有关的党政军大员欢迎并接待，光在重庆一地就准备了8万元经费。伯公对这样的奢侈应酬极为反感，认为国民党军政高官“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对此大失所望。
伯公最关心的仍是抗战的最后胜利，他很担心国共摩擦，亲者痛、仇者快，因此不顾国民党当局多方阻挠，毅然前往延安。
到延安后，伯公拜访了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等中共领导人，和他们进行了深入交谈，出席延安各界的欢迎会、茶话会，参观了延安女子大学、抗日军政大学、铁工厂、印刷厂。
伯公发现中共领导人对他的态度和国民党当局有很大不同。同是欢迎，中共领导人朴素而诚恳，而国民党当局却是奢侈而虚伪。他对延安最好的印象有这几个方面：没有苛捐杂税、领导人廉洁、没有乞丐和失业的人、领导与群众平等相处、治安好、男女关系严肃、朴素成风，与在重庆时所闻反差极大。延安之行让伯公“喜慰莫可言喻，如拨云雾见青天”。
“中国的希望在延安！”回到南洋后，伯公不畏国民党当局的迫害，如实向侨胞报告他在国内考察的见闻和观感，使广大侨胞了解国民党统治区的黑暗，也看到解放区的光明，把华侨的爱国运动推进了一大步。毛泽东主席后来高度评价他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当局悍然发动全面内战。伯公以“南侨总会”的主席名义，致电美国总统杜鲁门，谴责美国政府助长中国内战，要求美国政府“撤回驻华海陆空军及一切武器，不再援助蒋政府”。该电经路透社、合众社公布，接着由新加坡《民主》周刊发表后，在国内外引起巨大的震动。
从1946年至1949年，伯公还在他所创办的《南侨日报》连续发表文章，揭露蒋介石独裁专政的罪行，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
克己奉公，勤俭传家
1949年，伯公应毛泽东主席的邀约到北京参加新政协会议和开国大典，第二年就回到祖国定居。
那时人民政府给伯公每个月的工资是500多元，伯公规定自己的伙食费为每月15元，节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用于办学。他的衣服除两三套较好的外出当礼服外，其他都是用了多年，处处补丁。
有一回，伯公拿了一件破旧的衬衫给我父亲。几天后，见父亲没有穿上那件衬衫，他就问：“那件衬衫是不是不能穿呢？”父亲立马回答：“不，是近期母亲身体不适还没及时缝补。”几天后，父亲穿上那件衬衫，伯公见了便说：“这样很好嘛，还可以穿几次，青年人要俭朴些。”
伯公曾说过：“父之爱子，实出天性，人谁不爱其子，唯别有道德之爱，非多遗金钱方谓之爱，且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是乃害之，非爱之也。”
正是因为秉承着这样的理念，他对子女的要求甚为严格。堂伯父陈国庆15岁时，他的母亲给他买了一条领带。伯公看见后，斥为浪费之举，不允许儿子佩戴。直到堂伯父后来工作赚了钱，才第一次戴上了领带。伯公正是通过这种严格的教育来磨炼子女的品格。
伯公爱国、创业、兴学，他波澜壮阔、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集中体现了以“忠公、诚毅、勤俭、创新”为核心的伟大人格和崇高品质，被称为“嘉庚精神”。这种精神超越时空，在我们家族代代相传。
伯公回国定居后亲自主持集美学村和厦门大学的修复和扩建，需要大量办学经费，于是便经常寄越洋信件给留在新加坡的后代筹款。堂哥陈立人（陈嘉庚长孙）回忆说：“那时我还小，看到父亲、姑姑、姑丈们常常在客厅里商量，如何帮祖父筹集款项建设厦大的校舍。”
堂姑丈李光前（陈嘉庚女婿）也深受伯公影响，一生热衷公益事业。1952年，堂姑丈就用他的大半财产设立了“李氏基金会”，积极捐助文教及社会公益事业。1956年，他在家乡南安创办了闽南又一著名学村——梅山学村。在他逝世后，基金会依然遵照他“取诸社会，用诸社会”的意愿支持各项科技文教活动，近半个世纪用在社会公益慈善的捐款，超过三亿新加坡币。
而改革开放初期堂伯父陈共存（陈敬贤之子）就召集20多位侨亲、校友，回乡创办集美制衣厂（后改星集有限公司），成为厦门郊区第一家外资企业，为家乡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堂伯父说，伯公（陈嘉庚）对他影响很大，曾说“侄儿共存颇有前途，希望日后能有所作为，继承家族传统，为社会、国家做一些贡献”。伯公对堂伯父有很大鼓励作用，引导他心系祖国、造福家乡。
作为伯公的后辈，我也始终记着伯公“老实做人，诚恳做事，光明磊落”的教诲，努力“成为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从厦门市郊区印刷厂的学徒做起，一直坚持兢兢业业工作，后来还被评为市劳动模范。
从兴学救国，到抗日救国，再到参加建设新中国，伯公把毕生的精力都奉献给了祖国的独立、统一和富强事业。作为后人，我们将一直追随伯公的脚步，践行“嘉庚精神”，为祖国繁荣昌盛贡献力量。
（来源：福建纪检监察口述人：陈忠信系陈嘉庚侄孙，集美学校退休干部整理人：陈季玉、李松荣、陈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