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时任落户于厦门的中国科学院城市环境研究所（以下简称中科院城环所）副所长的贺泓，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成为中科院城环所首位中国工程院院士。
　　“祖国需要的时候，有能力的人应该要义无反顾，否则将留下人生无可弥补的遗憾。”贺泓说。他数十年求学、治学、选择、奋斗的经历，体现了一名赤子的情怀与担当。
　　 少年笃学，心系家国
　　贺泓1965年出生于河北邯郸。“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的燕赵风骨深深影响了贺泓，使他从小就具有浓厚的家国情怀。“在记忆里，小时候我经常爬上丛台登高远望，那里是赵武灵王点兵的遗址。当时我时常想，一座千年古城，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应该更好、更发达、更美丽”。
　　当年，“文革”刚刚结束，万物复苏，百废待兴，国家正面临着巨大的转折和变革，科技落后、物质匮乏、信息闭塞的现实，剧烈地冲击着少年贺泓。他暗暗在心里立下誓言：一定要努力求学，早日到外面的世界去看一看，学到本领，增长见识，用知识改变家乡的落后面貌。“所以我从小上大学的愿望比较强。”贺院士笑着说。
　　有志者事竟成。贺泓开始焕发出不同于同龄人的学习热情和天分。他用两年时间完成了初中三年的课程，从邯郸一中跳级转到邯郸二中高中部；接着又是一个“三步并作两步”，仅用两年完成高中课程，1981年以16岁的年纪考入河北师范大学；1988年考入北京理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90年被公派至日本，进入东京大学理学部深造；1994年在东京大学理学部化学系获理学博士学位。
　　其后的十多年里，贺泓除了在日本RIKEN公司研究中心做过两年多柴油机尾气催化净化研究外，大部分时间都在美国、加拿大各大学研究机构从事纯基础科学研究，包括在表面科学、模型催化等前沿领域的研究。尤其是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贺泓跟随诺贝尔奖获得者JohnPolanyi教授，在吸附态光化学前沿领域展开了全新研究。当时他已经在国际期刊上发表多篇重要学术论文，在北美知名高校从事学术研究的前途一片光明。
　　正当贺泓在多伦多大学顺利开展基础研究之时，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的领导向他发出了邀请，希望他能回国投身到国家的大气污染控制事业中来。2001年，在祖国感召下，他放弃了个人兴趣和原有事业轨道，回国转向应用研究。他说：“每次回国，在真切感受到改革开放给祖国带来的巨大变化的同时，国内日益严重的大气污染也在时刻提醒我，祖国的蓝天需要我！用平生所学报效国家，正是我少年时立下的志向，这个时候如果我明知可为而不为，这才是人生无可弥补的遗憾。”
　　2001年，36岁的贺泓谢绝了国外导师、朋友的挽留，全职回到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工作，直至今日，虽已累累硕果，却依旧豪情不减。不久前，贺泓曾作一联以剖心志：生逢其时，民族复兴千载梦；学以致用，家国情怀少年心。
　　 摸清“霾路”，对“症”治理
　　“回国来，就是要做事情的。”回到国内的贺泓第一时间投入工作，在投入柴油车尾气催化净化研究的同时，开始思考灰霾到底从哪里来、从何处着手治理这两大难题。
　　中科院“大气灰霾追因与控制专项”，由贺泓担纲任首席科学家，他带领由来自中科院十多个研究所以及清华北大等国内顶级科研机构的近300名科学家组成的庞大团队，对灰霾成因、预报预警和治理技术进行研究，率先向灰霾“宣战”，为国家有效的大气污染治理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和技术支持。贺泓说：“只有把灰霾形成的原因搞清楚了，我们才能以最小的代价来治理它。”
　　国际上，英国伦敦、美国洛杉矶等地，都曾产生严重的大气污染，后经积极治理，均取得良好效果，基本消除大气污染问题。有人据此乐观地认为，通过运用国外经验，我国的大气污染也可以迅速得到治理。但贺泓在经过长期深入的研究后冷静地认为，我国的大气污染问题成因，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大气污染成因并不一样，在国际上没有直接的经验可以供我们借鉴，只有依靠我们自己不断摸索实践，才能真正找到解决办法。
　　“现在我们知道，伦敦是典型的煤烟型污染，洛杉矶则是机动车型污染，但在我国特别是典型的华北地区，则是煤烟、工业、机动车、农业、生活污染相互交叉、相互作用，造成华北地区灰霾成因很复杂。而且从治理上讲，发达国家的经验也显示没有捷径可走。伦敦从19世纪就被称为雾都，成因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搞清楚，其实就是因为大量使用燃煤导致的空气污染。后来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发现了北海油气田，英国开始大力推动能源结构调整，污染问题才得到扭转，算一下，经历了近百年。洛杉矶大气污染成因就更曲折了。它是美国汽车普及量最高的城市，早在20世纪40年代汽车保有量就超过百万辆，当时洛杉矶的大气污染已经很严重，来自于汽车尾气排放的氮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物，在当地强烈光照作用下产生的臭氧。这个成因搞清楚花了大约30年时间，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基本弄清。对症下药，洛杉矶实施了世界上最严厉的机动车尾气排放标准和清洁燃油政策，又花了30年时间才使机动车型光化学污染得到基本控制。所以说，对成因更复杂的我国复合型灰霾的治理，我们更要做好打攻坚战、持久战的准备。”
　　正因为意识到责任重大，贺泓带领他的团队废寝忘食地开展工作。经过长达5年的团队攻关，初步搞清了关键污染物和污染源，提出了新的霾化学烟雾概念模型和理论框架，为我国建立起可行有效的灰霾治理体系提供了关键支撑。目前，国家大气污染物减排治理成效已经开始显现，与峰值相比，二氧化硫排放量下降60%，氮氧化物排放下降20%，空气质量大大改善，蓝天白云更多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
　　贺泓认为，尽管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和能源结构优化，我国的煤烟污染已经大大减轻，但复合型污染的现实决定了其治理不可能一步到位。“下一步，机动车特别是柴油车尾气排放治理是个关键。”
　　由于机动车尾气是空气中氮氧化物的主要来源之一，而氮氧化物则是形成霾的重要因素，其与成霾的相关性超过二氧化硫，通过控制氮氧化物可以更有效地控制灰霾，还可以抑制光化学烟雾、酸雨等的形成。
　　2019年全国两会上，贺泓提出了下一步要重点控制氮氧化物的建议案。他明确提出，控制氮氧化物排放，重点在机动车尾气治理。全国活跃的柴油车大约1000多万辆，排放的氮氧化物却占了机动车排放总量的一半，因此从经济性和效率性上看，机动车尾气治理，重点应放在柴油车尾气治理。
　　其实，回国伊始，贺泓所承担的第一个国家项目，就是首次列入原“863计划”的“柴油机氮氧化物净化技术”。从那以后，国家在柴油机尾气净化研究方面的“国家队”，一直在贺泓的组织带领下开展工作。如今，贺泓的团队成功研发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柴油车燃油后处理系统，形成了完整的技术产业链，累计装车超百万辆，占据了全国柴油车市场的半壁江山，打破了国外厂商的技术垄断，而且与国外同类系统相比价格下降50%以上，大大降低了治理成本，带动了我国相关领域产业的全面发展。
　　“但也不是没有问题。”贺泓并没有停止他探索的脚步，“目前，国外厂商在柴油车发动机控制系统上还占据着垄断地位，对我们下一代国Ⅵ后处理系统的运用有很大的限制和阻碍。加强攻关，突破这些‘卡脖子’技术，坚决打赢蓝天保卫战就又多了一份保障，是科技界、产业界的共同责任。”
　　贺泓认为，减排治污要“两手抓”，一手抓相关技术研发，一手抓扎牢法治的“笼子”，两手都要硬。贺泓从自己多年的治污经验出发，强调要发挥地方立法在减排治污上的重要作用。他说：“通过高质量的地方立法，根据地方实际划定一条既有利于环境保护，又让企业‘踮踮脚够得着’的排放标准‘红线’，倒逼企业通过创新技术、升级工艺达标排放，这种模式能够避免出现国家层面立法带来的‘一刀切’问题，兼顾了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
　　谈到这里，贺泓特别指出，“清新福建”是福建省的金字招牌，首先就是空气清新，一要坚持不懈推进产业转型升级，二要充分发挥地方立法作用，如实行产业负面清单制度、划定排放红线，让“清新福建”常亮常新。
　　 开拓视野，深谋远虑
　　回国近20年，在老一辈科学家的帮助下，贺泓带领团队开拓了我国大气污染成因及其技术格局的一片新开地，这让他深深体会到人才培养和团队建设的重要性。作为一名具有战略眼光的科学家，贺泓早已跳出单纯的技术范畴，对我国大气污染治理的长远发展进行了思考。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团队建设和人才培养是学科发展长盛长青的基础和根本。他常说，没有一批青年英才，我们的事业就不可能长久地发展下去。贺泓秉持“因材施教”的理念，根据每一个学生的天赋和条件制定各有不同、各有侧重的培养指导计划，既大胆往青年研究者身上压担子，又在关键时刻为他们指点迷津、带领他们冲锋陷阵，最大限度地发挥团队的整体战斗力，又使团队中的青年科学家能迅速地成长成熟起来。归国以来，他已培养博士、硕士近50名，涌现了国际催化大会“青年科学家奖”、基金委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他依托厦门中科院城环所打造的“中科院区域大气环境研究卓越创新中心”，已成为人才辈出、英才荟萃的人才创新发展平台。
　　贺泓说：“我有个打算，要慢慢把第一线的工作交给青年人承担，我转向第二线，做和他们相关的基础研究，厦门的卓越中心是很好的基础研究平台，我以后的工作重心要向那里转移。”
　　在为国家做出卓越贡献之后，他又把目光投向环境催化相关的基础研究领域。他说，基础研究是原始创新，要解决的是从0到1的问题，对大气污染治理技术发展更具有长远意义，当年国家急需，条件也不具备，所以把工作重点放到应用研究上，现在有条件了，自己应该重新回归基础研究，既可以圆长期以来的梦想，又可以为下一步的创新发展做些先导研究。
　　贺泓认为，基础研究不同于应用研究，有独特的认识规律、发展规律，基础研究人才也有其独特的成长规律，最需要国家长期、稳定的投入和支持。“基础研究枯燥、单调、寂寞，不是真正热爱科学的人，不会选择这样一个领域。”贺泓说，要建立一套基于“信任”的考核办法，给人才一个宽松的环境，就像习近平总书记说的，“奇才”“偏才”“怪才”同样是人才，对待特殊人才要有特殊政策，不求全责备、不论资排辈、不用一把尺子衡量，给人才营造更为宽松的创新创造环境。
　　贺泓说“这个风云际会的伟大时代，为我们提供了一展身手的良好条件，建功立业正当其时。只要把个人命运与祖国命运紧紧联系起来，就一定能够在民族复兴的伟业中实现自己的无悔人生。”
　　（通讯员 段晓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