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南


　　电视剧《风筝》里有这样的一幕：六哥郑耀先被女儿狠狠地打了一耳光，因为她误以为父亲是个大大的反派。
　　这一幕，让多少观众落泪。
　　对于这些隐蔽战线上的英雄来说，不但需要长年忍受敌人的猜疑，而且需要承受被家人误会的无奈。但这是他们的选择，他们无怨无悔，而这，正是他们的伟大之处。
　　1949年全国解放初期，时任安徽省团委书记的青年干部项南接到省委书记曾希圣布置给他的一个重要任务：寻人。因为前几天，在东北人民政府工作的梁明德，突然联系曾希圣，希望他能帮自己寻找失散多年的儿子。梁明德是曾希圣的老战友，两人曾并肩作战多年，所以对于他的重托，曾希圣十分上心。
　　梁明德告诉曾希圣，他听人说自己的儿子现在就在安徽省青年团系统工作。于是这个“寻人”的任务自然而然就落在了项南头上。曾希圣叮嘱项南，老战友的儿子已经失联10多年了，一定要尽快找到，让革命功臣一家团聚。
　　项南对这件事很重视，只是曾希圣给出的条件太宽泛，缺乏细节，这让项南的寻找工作一时难以找到突破口。
　　一段时间后，曾希圣等得心急，便找项南询问情况。项南只能据实汇报：“能不能再提供一些相关的具体情况？”
　　听项南这么一说，曾希圣意识到自己操之过急，下任务的时候太过草率。曾希圣告诉项南两个新信息：第一个信息，老战友梁明德是福建人；第二个信息，梁明德是地下党，20世纪30年代时他们一家住在上海八仙桥一带。
　　这番话让项南有点错愕，因为曾希圣说的这些他太熟悉了。他随口说道：“我也是福建人……也在八仙桥住过……”
　　曾希圣听完项南的回答，觉得很凑巧，急忙问道：“你们家住八仙桥哪里？你父亲做什么工作的？”
　　项南接下来的回答，让曾希圣很欣喜。项南说：“家住在法租界维尔蒙路德润里24号，父亲是做生意的。”
　　项南口中提到的这个地点，是20世纪30年代我党地下组织在上海的一个联络点，曾希圣当年就经常到此地传递情报。于是曾希圣赶忙追问项南，问他们家为何当时会住在那儿，他还告诉项南这个地址是我党的联络点。
　　这下轮到项南懵了：“那是永安公司大老板家住的地方，怎么会有地下党呢？”
　　随着两人之间聊得越来越深入，曾希圣越来越觉得眼前的项南和自己要找的人很可能存在什么关系。只是过去了那么多年，他对于这种猜测也没有什么把握。这个时候，他突然想起自己当年经常到梁明德家去，还经常和他要找的儿子一起玩。
　　于是曾希圣试探性地问项南：“那时你们家常有人来往吧？”项南点了点头。父亲是个生意人，平时结交的人当然很多。
　　听到这个回答，曾希圣便“意有所指”地问项南：“他的朋友中，是否有一个留着大胡子的人？”
　　项南当即答道：“有，有，有一个大胡子叔叔常到我们家……”
　　事情发展到这里，相信大家也都猜到了，项南就是曾希圣下任务要找的人，这可正应了那句老话：“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一时间曾希圣感慨良多，他怎么也没想到要找的人就在自己眼皮子底下。他细细看着眼前的项南，越来越觉得他的眉眼间和老战友梁明德是那么像。不过为了准确起见，曾希圣又指着自己的鼻子问项南：“你仔细瞧瞧，我像谁？”
　　项南望着眼前的曾希圣，忍不住大声喊道：“胡子叔叔！”
　　至此，项南的身份算是彻底确认了，他就是梁明德要找的儿子。曾希圣跟项南详细说了他父亲的真实身份、经历，以及为什么会改名换姓叫梁明德。而这些细节，也让项南终于确定了一件事：“失踪”14年之久的父亲，真的是我党的红色特工。
　　一下子，项南内心释然了。原来，父亲的身份真的不简单。其实早在6年前，他对于父亲的身份就很疑惑。
　　1943年，也就是父亲离家8年后，项南跟很多有志青年一样，在苏北根据地参加革命。当时组织要审查他的家庭出身，当同志们问到项南“你父亲是干什么的”时，他一时间犯起了难。
　　对于父亲的职业，项南真的说不清楚。父亲说他是生意人，但在项南的印象里，他平时就是经常跑码头。他不开店，不知道具体卖的是什么东西，而且他做生意好像从来赚不到什么钱。
　　所以面对组织的问询时，项南的回答含含糊糊，都是“可能”“大概”这种不确定性的字眼。负责审查的同志们很聪明，他们根据项南关于父亲的描述，发现这个人很神秘，种种行为和我党地下工作人员很像，于是不少同志就问项南：“你父亲是不是地下党？”
　　这是项南第一次听说父亲可能是地下党。对于项南来说，如果父亲真的是红色特工，那该有多好？作为儿子，他当然希望父亲和自己是一个战线上的同志。
　　只是，那时项南并没有确凿证据，而且当时他已经跟父亲失去联系多年，连对方是生是死都不知道。所以对于同志们的猜测，他只能无奈地表示：“可能吧。”
　　那么梁明德和项南这对父子到底经历了什么？当年他们一家住在上海时，父亲梁明德到底在执行什么绝密任务呢？梁明德“失踪”的这14年，都去了哪里？
　　梁明德，原名项与年，1894年出生在福建省连城县朋口镇的一户农家。在成长过程中，项与年目睹了军阀混战和老百姓的水深火热，于是便积极投身到革命的浪潮中，并于1925年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当时很多福建人都到南洋去做生意，正好我党要在南洋等地发展建立组织，于是这个任务就落在了项与年头上。毕竟他头脑灵活，又能说福建话，他去是最合适的。
　　就这样，1926年初，项与年踏上了前往南洋的旅程。当时项与年已经结婚多年，儿子项南（原名项德崇）也已经8岁了。这是项与年第一次离开儿子，当时他对儿子说自己是去南洋做生意。
　　项与年去的地方是东印度婆罗洲三马林达，那里是荷兰的殖民地。他到当地后积极奔走在华人中间，积极宣传革命思想，发展了一大批中共党员，还在当地建立了党支部，并以此为基础，在当地组织掀起了一系列工人运动，成为了当地华侨华工的群众领袖之一。
　　只是在那样的漩涡中，项与年屡屡身处斗争一线，成为了殖民当局的眼中钉，最终被当局逮捕。在当地华侨各界的努力下，项与年被释放，但被驱逐出境。
　　项与年回到老家，去南洋做生意的同村人多少都能赚到点钱，唯有他回来时是身无分文，亲朋好友们很难理解，因为不管是论头脑还是论肯吃苦，项与年都不比同村的年轻人差。
　　对此，项与年没太多解释，总是说：做生意嘛，本来就是有赚有赔的。那时，项南9岁，这些事他还不懂，能再见到父亲，他已经很开心了。
　　一家人团聚后不久，组织上给项与年一项新任务：前往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当时的上海，是敌人防控最严密的城市之一。那里表面上歌舞升平，一派繁华，实则敌我斗争十分激烈。
　　为了便于掩护，这一次项与年没有选择只身前往，而是举家搬迁到了上海，他们就住在八仙桥附近，这就是前文项南提到自己在上海八仙桥居住的经历。
　　当时，周恩来亲自在上海组建了中央特科，项与年是其中“行动科”的重要成员。行动科的任务就是惩办叛徒和敌特，所以他们有个称号叫“红队”。
　　这段时间，项与年成了一个“双面人”。
　　在外面，项与年和战友们出生入死，在枪林弹雨中执行任务。1929年，为了除掉出卖彭湃等同志的叛徒白鑫，项与年和战友们精心策划并执行了锄奸行动。在敌人的层层防控下，了结了叛徒。
　　在家里，项与年是一个“市侩”的生意人。他每天早出晚归，似乎永远有做不完的生意，忙不完的应酬。家里的大小事，都由妻子作主。也就是在这段时间，“胡子叔叔”等人经常来家里，小小年纪的项南不知道他们在商量什么，只知道他们每天行色匆匆。
　　1933年10月，此时项南已经15岁。项与年又一次接到组织任务：前往江西德安，在国民党江西德安保安司令莫雄的队伍里开展情报工作。
　　莫雄虽然是国民党的将领，但他却有着一颗拳拳爱国之心，和我党人员也素有往来，在上海时曾提出加入我党。不过考虑到莫雄的特殊身份，继续留在国民党内无疑更利于开展工作，所以党组织并没有直接让他加入我党，而是让他以国民党将领的身份为我党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正好在1933年10月，蒋介石任命莫雄为江西德安保安司令，让他自己组建班子。这也就给了莫雄和我党一个好机会，我们可以趁机派自己人到其中任职，协助莫雄从事地下秘密工作。项与年作为中央特科的骨干，这个任务自然少不了他。
　　就这样，项与年又一次离开妻儿，踏上革命征程。对家里人，他只说去江西九江和朋友一起做生意，这是他和儿子的第二次离别。
　　项与年的这次潜伏非常成功。
　　当时蒋介石任命莫雄为保安司令，其实主要任务就是“剿共”。为了配合莫雄的工作，项与年等地下党员一边派人和当地红军和游击队取得联系，减少了在这一地区的游击活动，另一边还让莫雄主动出兵，和当地红军打了几场仗，每次红军都是佯装败退。
　　这其实就是双方在唱“双簧”，在这些“剿共”的战斗中，项与年等地下党员想方设法为当地红军提供了大量物资补给。蒋介石不知其中的内情，还以为是莫雄有能力，又尽职尽责，于是还专门通报表扬了莫雄“剿共得力，全省第一”。
　　所以在接下来的牯岭高级军事会议中，蒋介石专门点名特邀莫雄前往庐山参加。这是一次，级别很高的重要会议。
　　会议全程都极为保密，经过一周的商议研究，在德国军事顾问的建议下，蒋介石最终制定了一个名为“铁桶围剿”的计划，内容概括起来就是纠集150万国民党军队，对我军形成一个以瑞金为中心、半径达300华里的包围圈。为了保证这一计划的顺利，会议讨论出了很多细节，比如如何吸引我军的注意力，如何布置碉堡线。
　　莫雄听完这个计划后，直接吓得捏了把汗。如果这一计划真的成功，对我军来说可谓是“灭顶之灾”。情况十分火急，必须把这些细节全部传送出去。
　　这一关乎生死的任务交给谁，成了莫雄需要思考的问题。他自己出面，目标太大，肯定是不行的。想来想去，他想到了项与年。
　　项与年当然知道这一情报意味着什么，这不只是莫雄和他自己的性命问题。他当即和同志们一起做出了两个明智的安排：首先，他们把计划的大致内容用电台汇报给了中央苏区；其次，他们又弄来了4本学生字典，用特制的药水把情报的细节写在其中，由项与年送往中央苏区瑞金。
　　从德安到瑞金，中间要经过8个县市，通过几十个关卡，难度可想而知。好在，项与年本身长得就文质彬彬，所以他一开始装扮成一名教书先生。
　　当他到达南昌附近的一个关卡时，遇到了搜查的敌人。敌人见他背着一个袋子，伸手就要检查。
　　虽然字典里的情报是用特殊药水处理过的，但如果他们详细翻看，难保不会被发现。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项与年急中生智，当即捂着嘴对检查的敌人说：“老总，我的牙痛又发作了，让我先找点牙痛水点上。”
　　同时他就在袋子里开始翻找牙痛水，一边翻一边随手拿出那几本字典在检查的敌人面前晃了晃，说：“袋里几本字典，本人教书用的。”
　　检查的敌人看项与年的袋子里除了字典也没啥东西了，而且看他文质彬彬，也就没有过多纠缠，便放行了。可以说这一次能够“逃出生天”，项与年完全就是靠自己的机智。
　　到了南昌我党的地下办事处以后，项与年考虑到这几本字典实在是有点显眼。于是他赶忙找到几位地下党员协助，将字典上的机密情报全部缩写誊抄到了一张薄纱纸上，然后将它们藏进了布鞋垫层里，穿着继续赶路。
　　只是随着项与年逐渐靠近瑞金，国民党反动派的盘查也越来越严格，如果继续以教书先生的身份前进，很有可能会引起敌人的怀疑。项与年思虑再三，决定扮成一个乞丐继续前行，毕竟当时正值乱世，很多老百姓颠沛流离沦为乞丐，这样的身份不会引起太大的关注。
　　不过项与年本身一幅文质彬彬的样子，即便蓬头垢面伪装成乞丐，和这个身份也有点格格不入。于是他钻进路旁的僻静处，找了块石头，用力往自己嘴上招呼，一下子就敲掉了自己的4颗门牙。虽然项与年强忍着，但突如其来的巨大疼痛还是让他昏倒在了路旁。
　　等他醒来，便强忍着疼痛继续前行。此后的一段时间，他每天昼伏夜出，饿了就随便啃两口干粮，渴了就喝一口河水，困了就在树底下短暂休息一会儿。此时的他早已是蓬头垢面，身上的衣服和鞋子也是破破烂烂，和真的乞丐已无两样。
　　不过即便如此，他还是遇到了敌人的盘查，在经过一个关卡的时候，敌人凶狠地盯着他问：“你的嘴巴怎么肿得这么大？”项与年心里早就打好了腹稿，他假装怯懦地说：“我在一大户人家要饭时，主人不但没给，反而放出恶狗来咬，我奔跑中跌倒时摔的。”敌人见他衣衫褴褛、满身血污的样子，嫌弃地赶他快走。
　　就这样，一路奔波一路被人嫌弃，项与年终于艰难地抵达了中央苏区。当他把鞋子垫层中的情报取出来，交到周恩来手中时，在场的众人看到他满身血污的样子，无不感动。
　　而他送来的绝密情报，也坚定了我军进行战略大转移的决心。可以说，这份情报对我党是极为重要的。3天后，红军开始了长征，这距离国民党庐山牯岭会议制定“铁桶围剿计划”还不到一个星期。
　　此后项与年就跟着党组织开始了长征之路，不过在途中，为了反击敌人的围追堵截，项与年又接到了新的任务：带领爆破人员到南浔铁路炸毁桥梁和南昌机场及油库，破坏他们的补给线。
　　不过这次任务并不顺利，他们在南京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了，虽然项与年最终凭借过人的智慧逃了出来，但他的身份已经暴露。为了项与年的安全，也为了我党地下组织的安全，党组织暂时让项与年回到上海的家中，不要有任何行动。
　　当时项与年在上海家中待了一个多月，这是项南记忆里父亲在家里待得最久的一次，那也是他记忆中最幸福的一段时光。只是这幸福过得太快，一个多月之后，1935年春节刚过，项与年接到组织任务，又匆匆离开家人。这是项南和父亲的第三次离别，此时的他已经17岁。
　　在此后的革命活动中，为了隐蔽身份，项与年改名梁明德。而原名项德崇的项南也参加了革命，把名字改成了项南。他跟父亲一样，也走上了革命道路，成了我党的优秀青年干部。
　　1949年，新中国成立了。此时，这对父子已经失联14年了。
　　解放后，项与年开始寻找儿子。但父子皆已改名，所以这才有了本文开头“项南找项南”的奇事。
　　好在，他们最终找到了彼此。得知父亲的真实身份后，项南激动得一夜无眠。他没想到，父亲是这么伟大的一名红色特工。原来当年他多次匆匆离家，不是去做生意，而是执行重要的革命任务。他为有这样一个父亲而骄傲。
　　当晚，睡不着的项南拿起笔，给远在沈阳的父亲写了一封长长的信。他把自己这些年的经历全部告诉父亲，他想让父亲知道，这些年他没给父亲丢脸。
　　不过当时正值全国解放初期，他们各自的工作都很繁忙。直到1953年，项南到北京参加会议，这对阔别18年的父子，才终于得以重聚。
　　那一天，看着长大成人，还这么有出息的儿子，项与年硬是不敢认。他们面对面地站着，都没有说话。许久后，项南主动走过去，叫了一声：“爸爸”。两人都哭了。
　　此后为了新中国的建设，父子俩始终聚少离多，再加上他们都很低调，所以知道他们关系的人也不多。
　　1978年10月2日，82岁的项与年因病去世。追悼会上，来了很多领导，项南作为家属站在前排。追悼会用的是梁明德这个名字，当时有同志还把项南拉到一旁，问他：“你是怎么认识梁老的？”项南这才告诉大家，梁老是他的父亲。众人听完，无不感佩。
　　项南是幸运的，因为他在父亲还健在时，就知道了对方的真实身份。他为有这样的父亲而自豪。但还有一些红色特工，他们身份至死都没有为妻儿所知。比如我党传奇特工阎又文，他至死都没有机会堂堂正正告诉儿女：你们的父亲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人。直到他去世29年后，儿女们才意外得知。
　　“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有一种伟大，深埋于心。敌人不知道，战友不知道，妻儿也不知道，但山知道，江河知道，祖国不会忘记。谨以此文，纪念隐蔽战线上的所有英雄。（文史高科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