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国生（中）巡查猪舍

　　人物名片
　　苏国生教授，安溪湖头人，国内外权威的数量遗传与遗传育种专家，长期致力于动物育种领域的研究与实践。1979年毕业于福建农学院动物科学专业，1991 年赴瑞典农业大学深造，1993年、1996年分别获得动物育种专业硕士和博士学位。研究涵盖DNA信息在动物育种中的应用、全基因组选择与关联分析、遗传参数估算以及复杂性状的遗传改良等多个前沿领域。主导开发的遗传参数估计工具DMU，广泛应用于全球遗传评估与生产优化实践中。培养的众多优秀学生活跃在全球种猪遗传领域，为行业注入了新鲜动力。
　　初夏时节，海拔900米的银顶格有些微凉。
　　银顶格位于三明市大田县前坪乡的群山中，距离县城20余千米。这里曾是一处废弃矿山，经过生态修复，如今已满目林草。
　　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大力实施种业自主创新工程”。当年8月，银顶格上，一家以“银顶”为名的种猪企业成立。2021年，916头种猪搭乘飞机，从丹麦漂洋过海来到这里。
　　银顶猪场猪舍，这是一栋占地4800平方米的三层楼房，生活着5000头母猪和猪仔。猪舍里的臭味并不太重，甚至苍蝇、蚊虫都没有。负压通风过滤系统24小时对全封闭的猪舍进行空气交换，每个单元都安装着限位栏、智能环控、自动饲喂等设备。栏舍间，母猪或卧或立，仔猪们或吮吸乳汁，或追逐嬉戏。
　　猪舍里，苏国生正被一群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围在中间，半头白发分外显眼。他一边观察年轻员工的操作，一边做出指导。
　　“现在，国内大型猪场的硬件设备和管理技术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年近古稀的苏国生介绍说。在国外工作生活三十多年，他依然操着一口浓重的闽南乡音。
　　这位数量遗传与遗传育种领域的权威专家生长于福建安溪，曾就读于福建农学院（现福建农林大学），1991年远赴瑞典农业大学深造，取得博士学位后又前往丹麦农科院（现丹麦奥胡斯大学农业科学院）工作。
　　“ 那时，国内动物遗传育种的科研条件和水平跟国外比差距比较大，我就想，自己可以在培养中国学生和青年教师方面做点事。”在丹麦任教期间，他从自己的科研经费里挤出一部分，跟国内院校合作，陆续帮助数十位中国学生、学者赴丹麦学习进修。
　　在丹麦工作生活三十年，苏国生至今仍是中国籍。好些年前，国内学术会议想要邀请他，一问他是中国籍，转而邀请了他的丹麦助手和学生。
　　“ 家人也有点不理解，为什么我不跟她们一起加入丹麦籍。其实没有什么高大上的理由。生在中国，长在中国，我就是中国人！”
　　67岁退休后，苏国生有了更多时间，时常回到国内做学术交流和技术指导。每次回国，他的日程都安排得非常紧。过去几年，他在银顶格的种猪场，帮助一家名为“银顶”的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开展育种培优推广。作为银顶猪场合作方的首席科学家，他这次刚回国，就立即消毒隔离进场——他本可以坐在电脑前，看着育种软件的数据指导生产。
　　“不到一线，就了解不到生产的实际需求和方案的执行情况。科研，在实际运用中才更有生命力。”
　　巡查猪舍半天下来，苏国生依然精神十足。
　　“做自己感兴趣的事，你也能保持激情。”苏国生笑得很开心。
　　在数年时间里让银顶这家新兴的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突破育种技术壁垒，掌握了曾祖代核心猪种选育技术这一生猪养殖金字塔的塔尖，除了严格的猪场隔离程序、专注的科研投入、大胆的行业探索和梦想外，更有苏国生的拳拳赤子之心。
　　“过去，国内养殖企业习惯于从国外高价引进核心种猪。由于缺乏系统的种猪选育，引进种群隔几年就会退化，养殖企业陷入‘引种、退化、再引种’的循环，耗资巨大。一旦被卡脖子，我们作为中国科研工作者难以接受。”苏国生发出了这样的感叹。
　　银顶猪场场长陈永华曾经被公司委派到美国、丹麦种猪场学习育种技术，外方技术人员的防范和蔑视让他深感憋屈，“他们认为自己有百年的积淀，中国人的育种水平差远了，很多技术没必要知道。”
　　2018年，非洲猪瘟侵入国内，造成生猪的大面积感染与死亡。最高峰时，国内一度扑杀生猪百万余头，过去粗放的养殖模式遭遇重大打击，大批小散养殖户退出市场。养猪行业迎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变局。
　　为了保障生物安全，高标准建设、规模化养殖、精细化管理成为国内养殖场的一致选择。这些都意味着额外的高成本投入，因此，企业对猪种经济性的需求分外迫切，这也让种猪的系统选育受到了空前重视。
　　随着国家对自主育种的大力扶持，国内的种猪自主选育水平取得了巨大进步。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种猪进口量骤降至不足4000头，较2020年峰值时期减少近九成。
　　作为生猪输入大省，福建却在近年来成为种猪输出省，并在种猪育种、健康养殖上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疫病的传播主要是因为人员、物资的流动。福建山多林多，拥有天然的生态屏障。”在苏国生看来，福建高标准的环保政策、适度的养殖规模，也为疫病净化提供了可行的条件。
　　位于产业顶端的种猪培育，对生物安全的要求也最高。除了非洲猪瘟，蓝耳病、伪狂犬病、流行性腹泻（PED）等也是生猪的主要疫病，而福建的蓝耳双阴（种猪体内蓝耳病病毒抗原和抗体均为阴性）场数量达到158家，占全国的一半多，伪狂犬、PED等双阴场也居全国前列。
　　中国北方多平原，农业生产可以承载大量的猪粪肥，但平原的人员密集、猪场也密集，生物安全体系构建与防疫能力弱于多山区丘陵的南方。近年来，国内种猪业出现南迁趋势，在生猪行业，有了“南繁北育”的说法。
　　从国家级生猪核心育种场的角度观察，南方已成为中国种猪业的大本营，目前，排名第一的广东拥有11家国家级核心育种场。福建一度以9家位居全国第三，但两家老牌育种场在近几年的大变局中亏损退出。不过，包括银顶猪场在内的福建多个新锐种猪场，陆续花巨资从国外引种，开展系统性自主育种，冲刺国家级核心育种场，引发了全行业的关注。
　　“ 福建人做事踏实细致，很多猪场老板和股东亲力亲为，这也是福建在种猪领域实现弯道超车不可或缺的因素。”多位专家和业内人士表示。
　　“ 我们这种适度规模的种猪场要和大集团正面硬杠，肯定是以卵击石。我们最大的底气就是选好基因、管好健康，争取做到细分领域上的国际领先。”福建银顶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圣峰说，“酒香，不怕巷子深；种好，不愁没客户。”
　　在苏国生看来，生物安全是制约国内种猪选育进展的现实障碍：“单个种猪场维持在适度规模最为经济安全。但育种的进步受制于种群的数量，所以需要在多个种猪场之间开展联合育种，当前的生物安全形势又制约了种猪场之间的交流。如果能实现区域疫病净化、实现联合育种，福建种猪业的未来不可估量。”
　　“ 育种的根本在于不断地进行测定和记录，根据各种评估指标选留最优秀的品种。”苏国生说：“引种之后，我们用了几年时间来扩繁种群、稳定生产、测定数据。银顶种猪的遗传进展已经追平，甚至在个别指标上超越了当初引进的种群。目前，银顶正在申报国家级核心育种场，相关要求很高，但我有信心。”
　　正是有了像苏国生这样一代代动科人奋战在种猪繁育、疫病防控、科研探索的一线，福建的猪产业才能跨过一座座崇山峻岭，突破一道道艰难关卡，一步步向着国内行业高峰迈进。未来必然也会有越来越多受到苏国生感召的动科人，助力行业走向更加蓬勃的明天。
　　（来源：新福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