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抗战出力 为人民找矿
栏目：抗战中的中国科学家
谢家荣
提起中国地质学界的大师谢家荣的名字，在中国科技界并不陌生。他在整个抗战期间创建和领导了中国地质界的三大机构之一的资源委员会矿产测勘处，为中国抗战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在抗战期间为中国的地质事业，尤其是矿产勘查事业建立的丰功伟绩，应当为我们世代传诵。
学术研究蜚声中外
抗战之前，谢家荣在国内地质界已经是声名显赫，地质调查与教学是他抗战以前地质生涯的主要活动领域。20世纪20年代初留学美国回国后和30年代初自德国作访问学者回国后，他都就职于实业部地质调查所，并曾任地质调查所北平分所所长，在学术上已经极有成就：在煤岩学方面，发表了《煤岩学研究之新方法》《国产煤之显微镜研究》等著名论文，奠定了他作为我国煤岩学先驱和开拓者的地位；在矿床学方面，他研究过长江中下游和福建的许多铁矿，著有《中国铁矿床之分类与其分布》，他和孙健初、程裕淇等编著的《扬子江下游铁矿志》，一直是长江中下游找矿工作的重要参考资料；他研究过广九铁路沿线及福建、湖北、浙江、山东等省境内的许多矿产，所著《中国之矿产时代及矿产区域》明确指出了扬子区与南岭区矿产的差异，将中国成矿学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开创了我国的矿相学研究；勘测过贾汪等煤田，编著出版了中国第一本煤地质专著《煤》和第一部石油专著《石油》，最早论及了陆相生油的问题；在北京西山地质构造、华北地文、黄河成因、四川盆地与陕北盆地的比较、中国陨石的研究、南京供水问题、土壤等方面都有重要著述。
与此同时，谢家荣还先后担任过国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及北京师范大学等校地质系的教授和系主任职务。包括黄汲清、李春昱、程裕淇等在内的一大批著名地质学家都是他的学生，可谓“桃李植盈千”。全面抗战前夕，谢家荣正在北京大学地质系主任的任上。当时他在中国地质矿产基础理论方面的研究工作已跻身于先进行列，蜚声中外。
临危受命服务抗战
卢沟桥畔的枪声震撼了中国的大地，改变了谢家荣的人生轨迹。1937年7月28日，29军撤退，接着北平沦陷，北京大学等校陆续南迁，组建西南联大。谢家荣根据翁文灏指示暂不南下，在北平滞留一段时间，处理北京大学撤离后地质系遗留财产的保护等有关问题。这期间，日伪政权教育局局长黎子鹤等人曾经要求他到伪北大任职，遭到他的拒绝。
为保护北大地质系实验室的铂金坩埚等贵重物品，谢家荣冒着危险将其拿回家里交夫人吴镜侬保管（吴镜侬后来将这些铂金坩埚随身带到越南海防，完好地交到了中国政府驻海防领事馆领事手中）。谢家荣随后化装成一位日本商人离开北平经天津，“只身南下，共赴国难”，经香港、广州到达长沙，接获调离北京大学，被派往广西八步调查西湾煤田地质和富贺钟砂锡矿的命令。至此，谢家荣离开了他长期从事的地质调查和教育工作岗位，转而从事一个崭新的事业—— 矿产地质勘查与开发的事业。谢家荣认定地质工作与矿产开采之间缺少一个关键环节，就是矿产勘查，“力图实现学以致用发挥经济地质作用的抱负，为抗日贡献力量”。
1937年11月，谢家荣奉命调查广西西湾煤田地质、富贺钟区及湖南江华的砂锡矿，随即前往这些矿区徒步考察了整整两个月，看遍了那里几乎所有的矿厂和矿区。他拜工头（班长）、矿工为老师，学习探矿实用知识，实地考察和理论研究相结合，切实地掌握了研究砂锡矿的锡源、沉积、坯变、袭夺四个基本问题的经验和知识，先后写出了广西贺县钟山间西湾煤田地质、多期广西富贺钟江锡矿简报、广西田阳县地质矿产简报、全县锡矿调查报告。
19 38年7月，日军逼近武汉。继东北、华北之后，中原和华东地区的资源基地又相继为日寇所占，国家对大后方矿产资源的开发变得急需起来。在战火弥漫半个中国的时刻，谢家荣于1938年6月任资源委员会专门委员兼江华矿务局筹备主任，设办事处于八步，继续调查富贺钟砂锡矿，并使用班加钻机钻探江华砂锡矿。1939年5月11日正式就任江华矿务局总经理。在担任江华矿务局总经理期间，凭着他对砂锡矿的深入研究，虚心学习采、选、冶技术，用最短的时间，花最少的经费，创立了当时湖南唯一用机器采锡的矿厂。开发锡矿的目的是为生产锡以出口换汇，购买军用物资，直接服务于抗战的事业。
1940年，国民政府决定修筑一条由四川宜宾（叙永）到昆明的叙昆铁路，试图以此打通我国西南腹地经昆明到越南河内、海防的出海通道。谢家荣在主持江华矿务局工作的同时，多次奔赴重庆、昆明，积极联系筹建叙昆铁路沿线探矿工程处。同年5月15日，由国民政府交通部、经济部协同其他机关筹建的叙昆铁路沿线探矿工程处在昆明宣告成立，谢家荣任总工程师。后因日寇侵越，叙昆铁路修建计划流产，叙昆铁路沿线探矿工程处乃于同年10月11日改组为资源委员会西南矿产测勘处，谢家荣任处长。两天后，敌机大举轰炸昆明，设在文林街7号的矿产测勘处和谢家荣住所都险些被毁，西南矿产测勘处遂于11月初迁往地处滇东北一隅的昭通县城北门外忠烈祠，继迁李家祠堂，至1942年10月1日，西南矿产测勘处改组为全国性机构，称资源委员会矿产测勘处，后于1943年6月由昭通迁往贵阳。1944年底，日寇疯狂侵扰湘桂，继及黔南，贵阳危急，矿产测勘处再迁至重庆小龙坎，到1945年秋抗战胜利后，迁往南京，直至全国解放后的1951年，谢家荣自始至终担任处长之职。
艰苦奋斗开创进取
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诞生的矿产测勘处，那时除行政部门外，设有地质、测绘、化验等课，总共只有科技人员20人左右，加上有时从西南联大前来临时支援的，最多也不过30人左右，只相当于20世纪60年代一支中等规模的地质队的编制。
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矿产测勘处都地处边陲，荒僻多山，交通不便的西南地区，处在日机轰炸下由昆明迁昭通，又由昭通徙贵阳，再由贵阳搬重庆的动荡环境中，处在“图书仪器不易购置，设备至为简陋，同时又经两次改组，经费每有不继之势”的极端困难的条件之下。
设备简陋，物质匮乏，就自己动手解决工作所需。市面上买不到磨制岩石薄片所需的加拿大胶，就自己试制代用品解决。沙光文先生回忆说：“在工作中由于缺乏物资而被阻不前，甚至放弃工作是平常人们的办法。抗战时期矿产测勘处缺加拿大胶，谢先生不是放弃镜下研究工作，而是想方设法以自制代用品去解决问题，先生的爱业、敬业、艰苦奋斗的精神，开创进取的工作作风就不能不使我永铭于心”，“上班不久谢家荣先生就给了我一项室内工作，……谢先生告诉我说：我们没有加拿大胶，市上也买不到，想用陶胶片溶于松节油中配成一种像加拿大胶那样的液体胶用以代替加拿大胶作磨制岩石薄片用。要我做试配这种胶的工作”。“看到交给我的材料中有的载玻片上已粘有小石片，但胶呈棕色的，颜色深，显系谢先生试作过的痕迹，要我接着继续作”，“反复的配制工作进行了十多天”，终于使“配成的液体胶也能达到代替加拿大胶磨制岩石薄片的目的。”
那时不仅经费拮据，而且物价高涨。为将不多的钱尽可能地用于野外调查，工作人员自觉省吃俭用。杨博泉先生回忆说：“吃得相当俭省，虽然乡下生活很低，一只鸡的时价仅一至二元，可是我们吃—次鸡总要加以相当考虑，结果平均每天3人（工友一名）共用膳宿杂费仅8元左右，我们3人每天的出差费共为24元，所余的款完全交回公家收账”，生活虽然这样艰苦，但大家的工作却是非常地努力，“我们在野外调查时，惟恐他队占先，故有时雨天也是照样爬山。记得我第一次同郭文魁君参加叙昆铁路沿线调查时，起码三分之一以上的工作，系冒雨调查的”，“下午9 — 10点钟以后才回到住的地方，那是家常便饭不足为奇的”，“夜间整理标本或填制周报，有时常过午夜方能上床。”
除了自然和物质条件的匮乏和生活条件的艰苦而外，还有社会治安不靖带来的危险。最著名的例子就是中央地质调查所的许德佑、陈康先生和马以思女士，1 944年被土匪杀害于贵州省普安县的罐子窑。
在这种艰难困苦和危险的环境中，为明了地质矿产实际情形，指导野外人员工作方针，谢家荣常常亲率人员至野外实地工作，杨博泉先生曾举例说，“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秋，黔桂铁路需煤迫切，氏曾率余及燕树檀君赴都匀独山一带复勘煤田，每日早出晚归非大雨不停那种苦干精神，有时为吾等所不能及，上山跑路向在前面，设你稍行耽误则大有跟不上之势，那次跟我们一同走的锡业管理处工务室主任杨锡祥先生，是相当吃力的。氏不独能跑路，饮食方面也很节俭，青菜白饭即能果腹。”
野外工作如此，室内工作也甚为紧张。杨博泉先生回忆谢家荣抗战时期“不但每日做足八小时工作，有时还要早来晚退。”“机关在贵阳时，同仁们住的稍远一点，早晨上班时多半晚到一刻钟左右，然而他总是准时到值，整理公务，研写论文，有时为找各种材料或档案仪器等物，常等候保管人员”，“这种守时精神颇足为人家所取法的。”“除在办公室整整工作8小时外，晚间多半是在看书，除吸烟品茗外，偶尔带同家人看一两场电影，舞会是绝不参加的。”
忘我工作坚持研究
在抗日战争的艰苦条件下，谢家荣先后主持了叙昆铁路沿线地质矿产的调查与研究，赫章、威宁、水城区的铁矿与煤田的调查与初步勘探工作，提出赫、威、水工业经济区的主张，滇缅铁路选线与地质矿产调查工作，昭通褐炭的物探与钻探工作，对贵州和云南铝土矿及贵州煤田的详测与研究。正是因为作为矿产测勘处领导的谢家荣以身作则，苦干实干，忘我工作，坚持应用地质的研究，才使这一支不过二三十人的技术队伍，在云、贵、川、康一带做了大量工作，在从1 940年6月开始的5年多时间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在基础地质和矿产地质工作方面，作了面积达10万余平方千米的矿产地质概测图，及2500余平方千米的矿区详测图，包括昆明威宁间十万分之一的地质矿产图，云贵各县区域地质矿产图8幅，滇西、滇中、滇东、黔西、湘南若干区域地质矿产图，西康西南部十万分之一区域的地质矿产图。
在矿产勘查方面，先后调查和勘探下列20种不同的矿产：煤矿、铁矿、铜矿、银铅锌矿、汞矿、金矿、锡砒矿、锑矿、镍矿、铝矿、石油、瓷土、磷灰石、硫磺、硝石、石棉、云母、刚玉。上述所有这些工作，谢家荣“或者是亲自参加、指导，或者是由他计划，派同仁担任工作，但是重要的结论和实用的意义，大多数是由他指出或提供许多意见的”。“对于贵州水城观音山铁矿的成因、四川油田构造的分类、云南贵州铝土矿的垂直分带，他曾提出过独到的见解。而云南、贵州铝土矿的属于—水硬铝石型，不适于拜尔法炼铝，也是他首先注意到并请国内外专家协助厂家加以证实的”。
勤奋耕耘总结成果
郭文魁先生回忆说，谢家荣“虽然一直担任行政职务的工作，但绝大部分时间甚至节假日他都总是伏案埋首于阅读与写作。记得在机关从昆明迁往昭通时，立足未定，他已在昭通北郊一个破庙中，辟一斗室，专心致志地阅读各队野外工作的报告了”。
在抗战期间的艰难条件下，在矿产测勘处繁重的工作中，谢家荣时时不忘总结工作成果，发表学术论文和出版刊物。他在全面抗战8年期间完成的著作至少有60篇。除在《中国地质学会志》等刊物上发表了《广西西湾煤田地质》（与王植合著）、云南矿产概论、贵州西部水城威宁赫章之铁矿（英文）、湘桂交界富贺钟江砂锡矿纪要并泛论中国锡带之分布（英文）等重要论文外，他还创刊出版了4种出版物《资源委员会矿产测勘处年报》、《矿产测勘处临时报告》、《矿测近讯》和英文版的《经济地质丛刊》（ Contri⁃bution to EconomicGeology），并为这些刊物撰稿。
杰出贡献值得铭记
在中华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科学家们在异常艰难困苦的环境中，以满腔的热血，尽职尽力，为国家、为民族努力工作，为抗战的胜利尽了自己的力量。谢家荣是这些科学家中的佼佼者。他放弃了研究机构和高等学府中相对优裕的生活，白手起家，建起了矿产测勘处，领导着二三十位地质学家，在偏远而又充满危险的崇山峻岭中，在物质条件非常困难、经济非常拮据的条件下，坚持应用地质的研究，为抗战出力，为人民寻找矿产资源，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言传身教，培养和造就了一批专家，连同抗战胜利后新加入矿产测勘处的专家一道，成了新中国地质工作的骨干力量。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全国各省区地质局的总工程师几近半数都曾在矿产测勘处工作过，都是谢家荣亲自培养出来的。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伟大胜利的时候，我们没有权利忘记那些在艰苦难忘的岁月中为抗战的胜利奉献了自己青春的科学家，没有权利忘记为祖国的地质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的谢家荣先生。
（文/成都地质矿产研究所 张立生）
谢家荣 提起中国地质学界的大师谢家荣的名字，在中国科技界并不陌生。他在整个抗战期间创建和领导了中国地质界的三大机构之一的资源委员会矿产测勘处，为中国抗战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在抗战期间为中国的地质事业，尤其是矿产勘查事业建立的丰功伟绩，应当为我们世代传诵。
学术研究蜚声中外
抗战之前，谢家荣在国内地质界已经是声名显赫，地质调查与教学是他抗战以前地质生涯的主要活动领域。20世纪20年代初留学美国回国后和30年代初自德国作访问学者回国后，他都就职于实业部地质调查所，并曾任地质调查所北平分所所长，在学术上已经极有成就：在煤岩学方面，发表了《煤岩学研究之新方法》《国产煤之显微镜研究》等著名论文，奠定了他作为我国煤岩学先驱和开拓者的地位；在矿床学方面，他研究过长江中下游和福建的许多铁矿，著有《中国铁矿床之分类与其分布》，他和孙健初、程裕淇等编著的《扬子江下游铁矿志》，一直是长江中下游找矿工作的重要参考资料；他研究过广九铁路沿线及福建、湖北、浙江、山东等省境内的许多矿产，所著《中国之矿产时代及矿产区域》明确指出了扬子区与南岭区矿产的差异，将中国成矿学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开创了我国的矿相学研究；勘测过贾汪等煤田，编著出版了中国第一本煤地质专著《煤》和第一部石油专著《石油》，最早论及了陆相生油的问题；在北京西山地质构造、华北地文、黄河成因、四川盆地与陕北盆地的比较、中国陨石的研究、南京供水问题、土壤等方面都有重要著述。
与此同时，谢家荣还先后担任过国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及北京师范大学等校地质系的教授和系主任职务。包括黄汲清、李春昱、程裕淇等在内的一大批著名地质学家都是他的学生，可谓“桃李植盈千”。全面抗战前夕，谢家荣正在北京大学地质系主任的任上。当时他在中国地质矿产基础理论方面的研究工作已跻身于先进行列，蜚声中外。
临危受命服务抗战
卢沟桥畔的枪声震撼了中国的大地，改变了谢家荣的人生轨迹。1937年7月28日，29军撤退，接着北平沦陷，北京大学等校陆续南迁，组建西南联大。谢家荣根据翁文灏指示暂不南下，在北平滞留一段时间，处理北京大学撤离后地质系遗留财产的保护等有关问题。这期间，日伪政权教育局局长黎子鹤等人曾经要求他到伪北大任职，遭到他的拒绝。
为保护北大地质系实验室的铂金坩埚等贵重物品，谢家荣冒着危险将其拿回家里交夫人吴镜侬保管（吴镜侬后来将这些铂金坩埚随身带到越南海防，完好地交到了中国政府驻海防领事馆领事手中）。谢家荣随后化装成一位日本商人离开北平经天津，“只身南下，共赴国难”，经香港、广州到达长沙，接获调离北京大学，被派往广西八步调查西湾煤田地质和富贺钟砂锡矿的命令。至此，谢家荣离开了他长期从事的地质调查和教育工作岗位，转而从事一个崭新的事业—— 矿产地质勘查与开发的事业。谢家荣认定地质工作与矿产开采之间缺少一个关键环节，就是矿产勘查，“力图实现学以致用发挥经济地质作用的抱负，为抗日贡献力量”。
1937年11月，谢家荣奉命调查广西西湾煤田地质、富贺钟区及湖南江华的砂锡矿，随即前往这些矿区徒步考察了整整两个月，看遍了那里几乎所有的矿厂和矿区。他拜工头（班长）、矿工为老师，学习探矿实用知识，实地考察和理论研究相结合，切实地掌握了研究砂锡矿的锡源、沉积、坯变、袭夺四个基本问题的经验和知识，先后写出了广西贺县钟山间西湾煤田地质、多期广西富贺钟江锡矿简报、广西田阳县地质矿产简报、全县锡矿调查报告。
19 38年7月，日军逼近武汉。继东北、华北之后，中原和华东地区的资源基地又相继为日寇所占，国家对大后方矿产资源的开发变得急需起来。在战火弥漫半个中国的时刻，谢家荣于1938年6月任资源委员会专门委员兼江华矿务局筹备主任，设办事处于八步，继续调查富贺钟砂锡矿，并使用班加钻机钻探江华砂锡矿。1939年5月11日正式就任江华矿务局总经理。在担任江华矿务局总经理期间，凭着他对砂锡矿的深入研究，虚心学习采、选、冶技术，用最短的时间，花最少的经费，创立了当时湖南唯一用机器采锡的矿厂。开发锡矿的目的是为生产锡以出口换汇，购买军用物资，直接服务于抗战的事业。
1940年，国民政府决定修筑一条由四川宜宾（叙永）到昆明的叙昆铁路，试图以此打通我国西南腹地经昆明到越南河内、海防的出海通道。谢家荣在主持江华矿务局工作的同时，多次奔赴重庆、昆明，积极联系筹建叙昆铁路沿线探矿工程处。同年5月15日，由国民政府交通部、经济部协同其他机关筹建的叙昆铁路沿线探矿工程处在昆明宣告成立，谢家荣任总工程师。后因日寇侵越，叙昆铁路修建计划流产，叙昆铁路沿线探矿工程处乃于同年10月11日改组为资源委员会西南矿产测勘处，谢家荣任处长。两天后，敌机大举轰炸昆明，设在文林街7号的矿产测勘处和谢家荣住所都险些被毁，西南矿产测勘处遂于11月初迁往地处滇东北一隅的昭通县城北门外忠烈祠，继迁李家祠堂，至1942年10月1日，西南矿产测勘处改组为全国性机构，称资源委员会矿产测勘处，后于1943年6月由昭通迁往贵阳。1944年底，日寇疯狂侵扰湘桂，继及黔南，贵阳危急，矿产测勘处再迁至重庆小龙坎，到1945年秋抗战胜利后，迁往南京，直至全国解放后的1951年，谢家荣自始至终担任处长之职。
艰苦奋斗开创进取
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诞生的矿产测勘处，那时除行政部门外，设有地质、测绘、化验等课，总共只有科技人员20人左右，加上有时从西南联大前来临时支援的，最多也不过30人左右，只相当于20世纪60年代一支中等规模的地质队的编制。
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矿产测勘处都地处边陲，荒僻多山，交通不便的西南地区，处在日机轰炸下由昆明迁昭通，又由昭通徙贵阳，再由贵阳搬重庆的动荡环境中，处在“图书仪器不易购置，设备至为简陋，同时又经两次改组，经费每有不继之势”的极端困难的条件之下。
设备简陋，物质匮乏，就自己动手解决工作所需。市面上买不到磨制岩石薄片所需的加拿大胶，就自己试制代用品解决。沙光文先生回忆说：“在工作中由于缺乏物资而被阻不前，甚至放弃工作是平常人们的办法。抗战时期矿产测勘处缺加拿大胶，谢先生不是放弃镜下研究工作，而是想方设法以自制代用品去解决问题，先生的爱业、敬业、艰苦奋斗的精神，开创进取的工作作风就不能不使我永铭于心”，“上班不久谢家荣先生就给了我一项室内工作，……谢先生告诉我说：我们没有加拿大胶，市上也买不到，想用陶胶片溶于松节油中配成一种像加拿大胶那样的液体胶用以代替加拿大胶作磨制岩石薄片用。要我做试配这种胶的工作”。“看到交给我的材料中有的载玻片上已粘有小石片，但胶呈棕色的，颜色深，显系谢先生试作过的痕迹，要我接着继续作”，“反复的配制工作进行了十多天”，终于使“配成的液体胶也能达到代替加拿大胶磨制岩石薄片的目的。”
那时不仅经费拮据，而且物价高涨。为将不多的钱尽可能地用于野外调查，工作人员自觉省吃俭用。杨博泉先生回忆说：“吃得相当俭省，虽然乡下生活很低，一只鸡的时价仅一至二元，可是我们吃—次鸡总要加以相当考虑，结果平均每天3人（工友一名）共用膳宿杂费仅8元左右，我们3人每天的出差费共为24元，所余的款完全交回公家收账”，生活虽然这样艰苦，但大家的工作却是非常地努力，“我们在野外调查时，惟恐他队占先，故有时雨天也是照样爬山。记得我第一次同郭文魁君参加叙昆铁路沿线调查时，起码三分之一以上的工作，系冒雨调查的”，“下午9 — 10点钟以后才回到住的地方，那是家常便饭不足为奇的”，“夜间整理标本或填制周报，有时常过午夜方能上床。”
除了自然和物质条件的匮乏和生活条件的艰苦而外，还有社会治安不靖带来的危险。最著名的例子就是中央地质调查所的许德佑、陈康先生和马以思女士，1 944年被土匪杀害于贵州省普安县的罐子窑。
在这种艰难困苦和危险的环境中，为明了地质矿产实际情形，指导野外人员工作方针，谢家荣常常亲率人员至野外实地工作，杨博泉先生曾举例说，“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秋，黔桂铁路需煤迫切，氏曾率余及燕树檀君赴都匀独山一带复勘煤田，每日早出晚归非大雨不停那种苦干精神，有时为吾等所不能及，上山跑路向在前面，设你稍行耽误则大有跟不上之势，那次跟我们一同走的锡业管理处工务室主任杨锡祥先生，是相当吃力的。氏不独能跑路，饮食方面也很节俭，青菜白饭即能果腹。”
野外工作如此，室内工作也甚为紧张。杨博泉先生回忆谢家荣抗战时期“不但每日做足八小时工作，有时还要早来晚退。”“机关在贵阳时，同仁们住的稍远一点，早晨上班时多半晚到一刻钟左右，然而他总是准时到值，整理公务，研写论文，有时为找各种材料或档案仪器等物，常等候保管人员”，“这种守时精神颇足为人家所取法的。”“除在办公室整整工作8小时外，晚间多半是在看书，除吸烟品茗外，偶尔带同家人看一两场电影，舞会是绝不参加的。”
忘我工作坚持研究
在抗日战争的艰苦条件下，谢家荣先后主持了叙昆铁路沿线地质矿产的调查与研究，赫章、威宁、水城区的铁矿与煤田的调查与初步勘探工作，提出赫、威、水工业经济区的主张，滇缅铁路选线与地质矿产调查工作，昭通褐炭的物探与钻探工作，对贵州和云南铝土矿及贵州煤田的详测与研究。正是因为作为矿产测勘处领导的谢家荣以身作则，苦干实干，忘我工作，坚持应用地质的研究，才使这一支不过二三十人的技术队伍，在云、贵、川、康一带做了大量工作，在从1 940年6月开始的5年多时间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在基础地质和矿产地质工作方面，作了面积达10万余平方千米的矿产地质概测图，及2500余平方千米的矿区详测图，包括昆明威宁间十万分之一的地质矿产图，云贵各县区域地质矿产图8幅，滇西、滇中、滇东、黔西、湘南若干区域地质矿产图，西康西南部十万分之一区域的地质矿产图。
在矿产勘查方面，先后调查和勘探下列20种不同的矿产：煤矿、铁矿、铜矿、银铅锌矿、汞矿、金矿、锡砒矿、锑矿、镍矿、铝矿、石油、瓷土、磷灰石、硫磺、硝石、石棉、云母、刚玉。上述所有这些工作，谢家荣“或者是亲自参加、指导，或者是由他计划，派同仁担任工作，但是重要的结论和实用的意义，大多数是由他指出或提供许多意见的”。“对于贵州水城观音山铁矿的成因、四川油田构造的分类、云南贵州铝土矿的垂直分带，他曾提出过独到的见解。而云南、贵州铝土矿的属于—水硬铝石型，不适于拜尔法炼铝，也是他首先注意到并请国内外专家协助厂家加以证实的”。
勤奋耕耘总结成果
郭文魁先生回忆说，谢家荣“虽然一直担任行政职务的工作，但绝大部分时间甚至节假日他都总是伏案埋首于阅读与写作。记得在机关从昆明迁往昭通时，立足未定，他已在昭通北郊一个破庙中，辟一斗室，专心致志地阅读各队野外工作的报告了”。
在抗战期间的艰难条件下，在矿产测勘处繁重的工作中，谢家荣时时不忘总结工作成果，发表学术论文和出版刊物。他在全面抗战8年期间完成的著作至少有60篇。除在《中国地质学会志》等刊物上发表了《广西西湾煤田地质》（与王植合著）、云南矿产概论、贵州西部水城威宁赫章之铁矿（英文）、湘桂交界富贺钟江砂锡矿纪要并泛论中国锡带之分布（英文）等重要论文外，他还创刊出版了4种出版物《资源委员会矿产测勘处年报》、《矿产测勘处临时报告》、《矿测近讯》和英文版的《经济地质丛刊》（ Contri⁃bution to EconomicGeology），并为这些刊物撰稿。
杰出贡献值得铭记
在中华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科学家们在异常艰难困苦的环境中，以满腔的热血，尽职尽力，为国家、为民族努力工作，为抗战的胜利尽了自己的力量。谢家荣是这些科学家中的佼佼者。他放弃了研究机构和高等学府中相对优裕的生活，白手起家，建起了矿产测勘处，领导着二三十位地质学家，在偏远而又充满危险的崇山峻岭中，在物质条件非常困难、经济非常拮据的条件下，坚持应用地质的研究，为抗战出力，为人民寻找矿产资源，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言传身教，培养和造就了一批专家，连同抗战胜利后新加入矿产测勘处的专家一道，成了新中国地质工作的骨干力量。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全国各省区地质局的总工程师几近半数都曾在矿产测勘处工作过，都是谢家荣亲自培养出来的。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伟大胜利的时候，我们没有权利忘记那些在艰苦难忘的岁月中为抗战的胜利奉献了自己青春的科学家，没有权利忘记为祖国的地质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的谢家荣先生。
（文/成都地质矿产研究所 张立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