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帮灵活就业人员撑起“一片天”
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总理格外重视就业情况，提出要“千方百计稳定和扩大就业”。其中，总理特别提到“我国包括零工在内的灵活就业人员数以亿计”。
互联网时代迅速发展，催生了一大批灵活就业群体，具有代表性的网约车司机、快递小哥、送餐员等职业已深度融入市民日常生活。相比传统的就业形态，灵活就业群体存在流动性大、组织性弱、权益维护困难等问题。
谁来帮助灵活就业群体撑起劳动权益保障的“一片天”？今年两会期间，这成为全国政协委员关注的重点对象。
高小玫：
制订《灵活就业法》探索就业保障与城镇职工保险衔接
网约车司机、外卖员、电商……新业态培育出新的经济增长点，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但这些岗位的从业人员，却不得不面临劳动权益保障缺失的尴尬。
据上海市总工会不完全统计和抽样调查显示，上海市的灵活就业群体截至2017年已超过150万，外来务工人员占比60.14%，无技能人员占比59.7%。81.29%每天平均工作时间超过8小时，68.4%每周休息时间少于2天；未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占17.01%，19.88%没有缴纳社会保险。
“《劳动合同法》中规定了两种灵活就业形态，即劳务派遣和非全日制用工，但现有立法中这两种灵活就业均有严格的限制，如劳务派遣仅限于临时性、辅助性、替代性岗位，且不得超过用工总量的10%。在疫期中两种法定灵活就业形态发挥的作用都十分有限。”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副主席、民革上海市委会主委高小玫表示，后疫情经济之下，虽新型灵活就业已趋主流，但由于新业态下用工关系比较特殊，导致法定灵活就业并不灵活，灵活就业制度建设滞后。
在疫后保就业的要求下，灵活就业从业者的劳动享有社会资源保障的要求更加凸显。为此，高小玫呼吁，在现有《劳动合同法》内容暂不修改的条件下，针对新型灵活就业关系制订《灵活就业法》，定义新的灵活就业范围，从地方劳动登记监管、失业管理和保障、工伤保障以及职业培训体系等，对灵活就业做出相应规定；进一步完善灵活就业保障，尤其是完善灵活就业者的职业社会保险制度，进一步完善灵活就业的失业保障，尽快设计适合这一群体的失业保险模式；探索完善灵活就业保障与城镇职工保险的衔接，打通制度障碍，进一步提升就业灵活度、劳动力市场灵活性。
俞光耀：
从业人数超过一定数量积极建立行业工会
“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轮技术革命催生大量新经济业态，企业降本增效引发灵活用工需求，相关劳动者的权益保护需要在法律层面上予以跟进。”全国政协委员、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俞光耀在今年两会中指出，需要加快将新经济形态中的劳动关系纳入法治协调和保障范围。
参会之前，俞光耀深入基层进行了大量调研，发现目前灵活用工模式中依然存在较多不足，“在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等一系列新业态迅猛发展同时，小时工、众包类用工等灵活用工新模式也层出不穷，对此，我们既要接纳和欢迎，更要规范和引导。”
俞光耀指出，首先是增加劳动用工立法的灵活性。适应劳动用工趋于灵活的时代特征，相关立法也要增强灵活性，在标准化用工之外，建立健全对非全日制用工等的法律保护，探索网络平台用工特有保护制度等。
其次，完善新型用工模式中的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比如，明确新型劳动用工形式中，用工单位除提供薪酬待遇外，还应提供一定程度的劳动保护和工伤保险义务，有条件地提供货币收入之外的福利保障等。
俞光耀强调指出，还需加强行业工会的建设。对于从业人数超过一定数量的行业，通过各级地区工会和行业组织积极推动建立行业工会，加强对从业人员的组织引导，通过集体协商、民主管理等形式维护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
不仅如此，针对潜在的劳动关系纠纷矛盾风险，俞光耀呼吁充分发挥三方机制功能。在政府加强指导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企业与工会的集体协商，从源头上建立和加强和谐劳动关系。深化完善劳动关系矛盾防范化解的四方联动机制，总结完善工会、法院、人社、司法四方联动的经验，进一步推广延伸至街镇，形成各部门间资源整合、信息共享、联动调处的常态化工作格局。
除此之外，建设大数据预警分析模型。依托社保、银行、交通、工商等部门与劳动用工相关的数据，建立大数据分析模型，对工资发放、社保缴纳、园区通勤客流等进行比对分析，及早发现潜在的劳资纠纷矛盾。（劳动报）
互联网时代迅速发展，催生了一大批灵活就业群体，具有代表性的网约车司机、快递小哥、送餐员等职业已深度融入市民日常生活。相比传统的就业形态，灵活就业群体存在流动性大、组织性弱、权益维护困难等问题。
谁来帮助灵活就业群体撑起劳动权益保障的“一片天”？今年两会期间，这成为全国政协委员关注的重点对象。
高小玫：
制订《灵活就业法》探索就业保障与城镇职工保险衔接
网约车司机、外卖员、电商……新业态培育出新的经济增长点，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但这些岗位的从业人员，却不得不面临劳动权益保障缺失的尴尬。
据上海市总工会不完全统计和抽样调查显示，上海市的灵活就业群体截至2017年已超过150万，外来务工人员占比60.14%，无技能人员占比59.7%。81.29%每天平均工作时间超过8小时，68.4%每周休息时间少于2天；未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占17.01%，19.88%没有缴纳社会保险。
“《劳动合同法》中规定了两种灵活就业形态，即劳务派遣和非全日制用工，但现有立法中这两种灵活就业均有严格的限制，如劳务派遣仅限于临时性、辅助性、替代性岗位，且不得超过用工总量的10%。在疫期中两种法定灵活就业形态发挥的作用都十分有限。”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副主席、民革上海市委会主委高小玫表示，后疫情经济之下，虽新型灵活就业已趋主流，但由于新业态下用工关系比较特殊，导致法定灵活就业并不灵活，灵活就业制度建设滞后。
在疫后保就业的要求下，灵活就业从业者的劳动享有社会资源保障的要求更加凸显。为此，高小玫呼吁，在现有《劳动合同法》内容暂不修改的条件下，针对新型灵活就业关系制订《灵活就业法》，定义新的灵活就业范围，从地方劳动登记监管、失业管理和保障、工伤保障以及职业培训体系等，对灵活就业做出相应规定；进一步完善灵活就业保障，尤其是完善灵活就业者的职业社会保险制度，进一步完善灵活就业的失业保障，尽快设计适合这一群体的失业保险模式；探索完善灵活就业保障与城镇职工保险的衔接，打通制度障碍，进一步提升就业灵活度、劳动力市场灵活性。
俞光耀：
从业人数超过一定数量积极建立行业工会
“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轮技术革命催生大量新经济业态，企业降本增效引发灵活用工需求，相关劳动者的权益保护需要在法律层面上予以跟进。”全国政协委员、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俞光耀在今年两会中指出，需要加快将新经济形态中的劳动关系纳入法治协调和保障范围。
参会之前，俞光耀深入基层进行了大量调研，发现目前灵活用工模式中依然存在较多不足，“在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等一系列新业态迅猛发展同时，小时工、众包类用工等灵活用工新模式也层出不穷，对此，我们既要接纳和欢迎，更要规范和引导。”
俞光耀指出，首先是增加劳动用工立法的灵活性。适应劳动用工趋于灵活的时代特征，相关立法也要增强灵活性，在标准化用工之外，建立健全对非全日制用工等的法律保护，探索网络平台用工特有保护制度等。
其次，完善新型用工模式中的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比如，明确新型劳动用工形式中，用工单位除提供薪酬待遇外，还应提供一定程度的劳动保护和工伤保险义务，有条件地提供货币收入之外的福利保障等。
俞光耀强调指出，还需加强行业工会的建设。对于从业人数超过一定数量的行业，通过各级地区工会和行业组织积极推动建立行业工会，加强对从业人员的组织引导，通过集体协商、民主管理等形式维护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
不仅如此，针对潜在的劳动关系纠纷矛盾风险，俞光耀呼吁充分发挥三方机制功能。在政府加强指导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企业与工会的集体协商，从源头上建立和加强和谐劳动关系。深化完善劳动关系矛盾防范化解的四方联动机制，总结完善工会、法院、人社、司法四方联动的经验，进一步推广延伸至街镇，形成各部门间资源整合、信息共享、联动调处的常态化工作格局。
除此之外，建设大数据预警分析模型。依托社保、银行、交通、工商等部门与劳动用工相关的数据，建立大数据分析模型，对工资发放、社保缴纳、园区通勤客流等进行比对分析，及早发现潜在的劳资纠纷矛盾。（劳动报）